人与宗教译丛:永恒回归的神话(精装)

苦难是一种“常态” 我们在本章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人的生命以及“历史的存在”。正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古人总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反对历史，将其视为一连串不可逆的、不可预测的、仅具有自发价值的事件。他拒绝接受历史，拒绝赋予历史之为历史的价值——尽管如此，又总是不能将其驱除；例如，他无力抵抗每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兵荒马乱、社会不公，以及个人的不幸等等。因此，我们有兴趣了解古人如何忍受“历史”；亦即如何忍受降临到每一个人与每一个集体中的灾难、不幸和“苦难”。 对于从属于传统文化中的人而言，“生活”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意味着要与超人间的范本相符合、与原型相一致。因此，生活就意味着要生活在“真实”的中心——正如我**章所特别强调的那样——除了原型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真实的。与原型相一致的生活，相当于尊重“律法”，因为律法便是太初的神显，是彼时启示的生存规范，是由神或神话中的存在所揭示的。正如我们所见，如果远古之人通过重复范式性的行为、借助周期性的消弭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和宇宙的节律和谐相处；甚至我们可以说，他融入到了这些节律之中（我们只需要记得，日、夜和四季、月亮的盈亏、夏至和冬至等对他有多么“真实”）。 在这样的生存架构之下，“苦难”和“痛苦”究竟所指为何？当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经历，因为无可避免，所以只能“忍受”，就像忍受例如恶劣的气候一样。不管其本质或表因如何，他所受的苦难总有意义；它和某个原型相对应，即使并不总是如此，但至少和他并不反感的秩序相对应。我们已经说过，与古老的地中海伦理体系相比，基督教的一个优越之处就在于它赋予苦难以某种价值：它将痛苦从负面的状况转化成具有“积极的”灵性内涵的经验。这个主张是成立的，因为它将价值赋予苦难，甚至在痛苦中找出有益的特性。但是，即使前基督教的人不刻意寻求苦难，不会赋予其价值（只是极少数例外），也不将把它当成具有净化与提升灵性的工具，他们从来不认为苦难毫无意义。当然，我们所说的苦难是指作为历史事实的一个事件，或由于自然灾害（洪水、干旱、暴风）、人为侵犯（纵火、奴役、屈辱）、社会不公等所带来的苦难。 如果说这些苦难可以忍受的，那是因为它的发生，既非平白无故也非随心所欲。举例说明是多余的；它们随处可见。原始人看见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牛因瘟疫被扑杀，孩子生病，自己又高烧不止，打猎总是背运，他知道这些事件并非偶然，而是受到某些巫术或者魔鬼的影响，祭司或巫师拥有对付它们的兵器。因此，面对灾害，原始人和整个社团都会这样去做：他找来巫师消除巫术的魔咒，或找祭司祈求诸神保佑。如果祭司或巫师的干预没有结果，那么，利益相关的团体就会想到在平时几乎完全忘记的至上神，供上祭品，向他祈祷，“天神啊，不要带走我的孩子；他还年轻，”火地岛的游牧部落赛尔克南人（Selk’nam）如此祈祷。霍屯督人（Hottentots）则哭泣道：“祖尼-哥安（Tsuni-Goam）啊，只有你知道我是无罪的！”暴风雨来了，塞芒族（Semang）俾格米人用竹刀划伤他们的小牛，一边将血洒向四面八方，一边喊：“塔派登（Ta Pedn）啊！我不再冥顽不灵，我要赎罪。请接受我的亏欠吧，我要赎罪！”[ 亦可参见拙著《宗教史论》，第2章，第53页以下的例子。]此外，顺便提一下，我们在《宗教史论》里详细探讨过一个观点：在所谓原始人的崇拜仪式里，只有到了*后关头，在祈求诸神、妖怪、巫师来消除“苦难”（旱魃、霖雨、灾难、疾病等）而没有结果后，作为*后的解救办法，至上之天神才会出手干预。只有到了这种地步，塞芒族俾格米人才会忏悔他们所犯下的罪过，这种风俗，作为解脱痛苦的*后手段，我们在其他民族那里也时有所闻。 与此同时，应对“苦难”的巫术-宗教的每一个时刻，都清楚地表明苦难的意义：苦难来自敌人的巫术活动、破坏禁忌、闯入禁地、神灵发怒，或者——如果所有假设均不成立，那么——苦难就也许就来自至上神的旨意或愤怒。原始人——正如我们下文就要看到的那样，其实不单单是原始人——无法想象一种毫无缘由的“苦难”；[ 我们再次强调，从反历史的民族或者阶级的观点来看，“苦难”等同于“历史”。甚至时至今日也可在欧洲的农业文明中看到这个等号。]它总是缘起于个人的错误（如果他相信那是宗教上的错误）、或邻人的恶意（如果巫师发现了其中的巫术活动）；“苦难”的背后，总有某种过失，至少有某种原因，可以从那个被遗忘的至上神的意志中分辨出来，*后还是被迫向祂求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苦难总是变得可以理解，因而也是可以忍受的。原始人用各种巫术-宗教的手段和“苦难”作斗争——但他在道德上忍受苦难，因为它并不荒谬。“苦难”的关键时刻是在它出现之际；苦难只有在找不到原因时才令人烦恼。一旦巫师或祭司发现引起儿童或动物夭亡、旱灾不去、淫雨不断或猎物消失的原因，“苦难”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苦难自有其原因、意义，因此苦难可以纳入一个体系而得到解释。 我们前文关于原始人的讨论，几乎完全适用于所有远古文化的人类。自然，解释受苦受难的神话母题各有不同，但解释本身随处可见。大体而言，苦难被视为偏离“规范”的后果。毋庸赘言，此规范随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各不相同。但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在远古文明的架构里，受苦受难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被视为“盲目的”、毫无意义的。 印度人很早就精心构造了一套宇宙的因果律，“业”的概念，以解释实际发生的事件与个体生命的苦难；同时用以说明轮回的必然性。从业的观点着眼，苦难不仅有意义，而且有积极的价值。个人今生的苦难不但是应当忍受的——因为它事实上是前生所犯罪恶与过失的必然结果——而且应当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只有通过此种方式，才能消解并清偿压在一部分个人身上并决定他来生之轮回的业债。依据印度人的构想，人生下来时即带着债务，但他还拥有结下更新债务的自由。人的存在就是一长串的欠债与还债，只是其间的账目并不总是清楚的。一个人只要不是完全缺乏智力，就会冷静地忍受降临在他身上的苦难、悲伤、打击，以及种种不公，因为这些都是偿还其某个前生尚未清偿的债务。自然，印度人很早就寻找到了某种途径，将自己从这种为业力法则所决定的无限的因果链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些解决方法，并不能抹杀苦难的意义；反而是强化了此种意义。和瑜伽思想一样，佛教也确立了一切皆苦的原则，并且提供了一套具体而彻底的方法，从一切人生赓续不断的苦难中得到解脱。然而，和瑜伽思想一样，佛教以及实际上印度各种解脱法门，对于痛苦乃是一种“常态”，从未有过片刻的怀疑。至于吠檀多派（Vedânta），则认为苦难只是“泡影”，因为整个世界就是泡影；人类受苦的经验以及世界本身都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实在。除了唯物主义的顺世派（Lokāyata）和斫婆派（Chārvāka）——它们认为“灵魂”和“神”都不存在，避免痛苦、寻求快乐就是人给自己确立的惟一合乎理性的目标——以外，整个印度都认为，痛苦——不论其本质如何（宇宙的、心理的或历史的）都有明确的意义与功能。因为业力使任何世间事物都按照因果律而生灭。 即使远古时代的世界未曾提出像业力这样明确的概念，去解释痛苦的“常态”，我们处处却可以发现一种相同的倾向，即赋予苦难与历史事件一种“常态化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并非要去讨论这种倾向的所有表现方式。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会遇到这样（主宰着原始人的）古老的观念，将苦难归结于某种神意，或者是其直接干预所致，或者是允许其他鬼神的力量介入导致苦难的产生。欠收、干旱、敌人劫掠城市、丧失自由或生命、各种灾害（流行病、地震等）——均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用超越的或神的经纶来解释或说明。是不是被征服的城市神灵的神力不及获胜的军队的神灵；是不是整个社群，或者只是某个家庭，在某个神灵的仪式上犯了过失；是不是符咒、恶魔、疏忽或诅咒在起作用了——个人或集体的苦难总有理由。有了理由，就能忍受。 不仅如此。在地中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的苦难很早就和神的苦难连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要赋予苦难以一个原型，而这个原型再使这些苦难得以实在化、“常态化”。在整个古代东方世界，到处可见反映坦木兹受苦、死亡和复活神话的雕像和其他各种形象，此种场景的遗迹甚至留存到后基督教时代的诺斯替派。在此我们只想提醒诸位，坦木兹的受苦和复活为其他神灵（如马尔杜克）的受苦提供了范本，而且无疑地，每年还为国王所仿效（因而也是重复）。民众的哀恸和喜悦，以纪念坦木兹或任何其他宇宙-农业神之受苦、死亡和复活，深深印在了东方人的意识里，这个事实被大大地低估了。而这个事实既和死后复活的预感有关，也和坦木兹受苦带给每个人的安慰有关。只要人们还记得坦木兹的故事，任何苦难就都可以忍受了。 这样的神话故事提醒众人，苦难不是*后的结局；死亡之后便是复活；*后的胜利可以消弭和超越每一次失败。这些神话与前一章所述月亮的神话显然具有相似之处。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坦木兹或任何其他相同的原型解释了“义人”所受的苦难——换言之，苦难变得可以忍受了。神——以及常常“义人”、“无辜之人”——并无过犯却饱受苦难。他受尽羞辱，遭到鞭笞，鲜血淋漓、囚禁在“深坑”，也就是地狱里面。在这深坑里，大女神（Great Goddess,在后世的诺斯替派文献，又称“信使”）前来探访、鼓励他，使他复活。此种关于神灵受苦受难的具有慰籍作用的神话，过了很久才从东方诸民族的意识里淡出。例如，威登格伦教授（Widengren）相信，它还存在于摩尼教或曼德教的原型里面，[ 参见Geo Widengren，King and Soviour，II（乌普萨拉，1947年）。]当然，在希腊-东方的文化发生融合的时代，它多少必然会发生变化，产生若干新的价值。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神话场景表现出一种极为古老的结构，它即使不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至少也是在形态学上起源于月亮神话，而月亮神话的古老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已经看到，月亮神话对全部生命提出了一种乐观的观点：万物循环往复；死亡必然伴随复活，必然伴随新的创造。坦木兹的范式性神话（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诸神亦然）亦认同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不仅个体的死亡可“得救”；他的苦难也同样可以。至少，和坦木兹神话一脉相承的诺斯替派、曼德教和摩尼教也说明这一点。这些派别认为：人本身必须承受和坦木兹同样的命运；跌入“深坑”、“给黑暗王子为奴”，被信使唤醒，带给他即将得救、获“解救”的福音。由于文献不足，我们不可将同样的结论沿用到坦木兹身上，但我们不妨相信，他的故事与人类的故事相差无几。因此，祭祀仪式获得巨大“成功”是和所谓的植物神不无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