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这就是为什么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否定性真理的观念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因为它允许人们否定现代性，而无需说明自己是从历史发展的某种高傲的优越地位来这样做的，否则当然也就成了现代性自己的范畴的牺牲品。后现代主义的确有关于它是如何与这个世界友好相处的某种意识，如果能够这样声称，比如说，黑格尔在很多方面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但是，它如何与这个世界友好相处的观念似乎属于一个破旧的启蒙运动合理性。关于这一困境的*机智的解决办法是尼采式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一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因此，现代主义的毛病就是，它认为存在着一个关于它的全部的内在形态。后现代主义没有提出另外一个关于历史的叙事，只是否认历史是在任何意义上的描述形态的。换句话说，这一反对意见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概念上给历史穿紧身衣，而是全部在概念上给历史穿紧身衣——更确切地说，就像米歇尔??福科不是基于道德立场来反对权力的特殊统治的——从他的理论中出来的这些标准是用于何处？——而是仅仅根据它们是统治方式这一理由，这从某种含糊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就是内在地约束性的（然而，福柯的更悲观主义的方面会使人清醒，不会赞同他自己对多数性的疯狂梦想）。　　但是，这种针对概念上穿紧身衣的反对意见存在问题。首先，很难看出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历史决不是特殊的。我们肯定得占据一个奥林匹亚山神的优越地位才能搞清这类事情。再者，上述事例有形式主义的嫌疑：每一种将历史纳入一种特殊模式的企图都和其他任何一种同样有害吗？公民人道主义也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有害吗？这似乎难以置信：人看来需要某种进行辨别的差别精细的根据，但是还不清楚它们来自哪里。也许它们源自这一途径，即从一个形式上的观点召唤出一个道德内容：世界本身只是一出差异与非同一性的无尽戏剧，*残酷地压制所有这一切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是*应该受到指摘的东西。所以，人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本体论，而不必为假装在歌德和戈培尔之间无可选择而感到尴尬。　　但是这样解决一个问题只会产生另一个。如果差异和非同一性正是事物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确定的方式，如果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掌握的真理，如果只有我们才能剥去我们均质化的概念和平整化的元语言，那么我们不会回到某种版本的自然主义谬见吗，这种谬见认为，存在着一种从事物存在的方式转向我们应该生活的方式的途径，从描绘跃向规定？后现代主义相信，从政治上说，我们应该赞美差异、多元性、我们文化的斑驳陆离的性质，其中某些辨别出了一种“本体论的”立场，根据这种立场，这个世界决无特殊。然后，这种本体论提供了你的伦理学或者政治学的基础，方法是假定我们应该按照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生活，这是一种无法给予自己基础的伦理学规则。为什么假定在现实中不存在着整体性或者同一性的这一事实应该与我们的所作所为有着某些关联呢？为什么事实——确切地说，不存在任何完全可靠事实的这一事实应该是有价值的呢？*后，存在着大量这样的道德家，他们相信，我们应该背着他们认为的世界存在方式的特质去行动。　　那么，后现代主义对大写的历史十分谨慎，而对关于历史的一切十分热情。进行历史化是一种积极行动，而大写的历史只是个障碍。如果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确相信根据事实本身进行历史化是激进的，那么它肯定错了。它假定历史化主要属于左派，情况决非如此。你无须告诉这个世界上的埃德蒙??柏克①们、米歇尔??欧克肖特②们和汉斯一格奥尔格??伽达默尔③们说，事件只能在其历史语境中才能加以理解。对于所有自由主义的或者右翼的思想家来说，与历史语境、与自我的文化塑造、与传统的潜意识的声音和局部或者个人癖性的力量这些东西的敏感的协调，就是推翻被他们看作是激进分子贫血的非历史合理性的东西的一种方法。柏克对惯例、古老风俗和远古遗产的诉诸，在这个意义上，是与当代实用主义对我们公认的社会实践的诉诸几乎完全相同的，虽然前者所想的是上议院，而后者所想的是棒球和自由企业。对于这两种思想流派来说，历史——它已经败落成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碰巧用来做事和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这样做事的方式”——是合理性本身的一种形式，无可比较地优于像普遍自由或者正义这样一些枯燥无味的概念。应该清楚，存在着一种更激进品牌的后现代的历史主义，它将制度文本化并揭露压迫性的权力；但是下述观点并非独创性的，即认为在这种历史主义对抽象理论的害怕、它对反复无常、背离常规和不落俗套的喜爱以及它对大叙事的怀疑，与更为保守的史学著作的平庸方法之间，在在着大量使人为难的共同立场。把历史化想象为内在激进的，就是把所有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都想象为反历史主义的形式主义的，这既是不真实的，又是一个方便的草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