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精)/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这种因连续无中断地使用他人所有物，经过一定期间而取得该物所有权的办法，为罗马法上移转所有权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为“取得时效”。与“取得时效”相对待的又有“消灭时效”，后者系法律对于诉讼权利所加的限制。具体言之，权利人经过规定期间不行使其关于特定物之诉诸法院的请求权，其诉权即归于消灭。罗马人之设定时效制度，原因为多方面的。由物权方面说，这种制度可以调节所有人与需要人之间的矛盾，提高物之利用；亦可以补救所有权取得之缺陷，或用来证明所有权的存在。由诉讼方面看，它可以减少查证的困难，并对诉讼予以限制，其于私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十二表法》之后，经过历代法学家与立法者的努力，时效制度逐渐细密、发达，趋于完备，其关于时效取得者之占有须连续、和平及善意诸项规定，均为现代立法所采纳。　　中国古代法制是否包含有与上述时效制度相类的制度，现代研究者所见不一。戴炎辉先生认为，“固有法无时效取得”，不过，同时他也举出一种特例：晋室南迁后，人民多弃地而流亡江南，至江北稍平，田地大率为他人所占，致使北魏之时，现占人与归农者间频起田土争执。后孝文帝限制了还地之出诉期限，规定：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①另一种看法恰好相反。林咏荣先生以为，时效制度的两种形式在我国古代法制中均已具备。宋太祖建隆三年敕曰：“如为典当限外，经三十年之后，并无文契，虽执文契，或难辨真伪者，不论理收赎之限，现佃主一任典卖。”此取得时效之例。又唐穆宗长庆四年制曰：“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立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此消灭时效之例。②着眼于时效制度建立其上的特定社会关系（占有他人所有物之占有人与所有人，如上例中“现占人与归农者”）以及此种制度的基本功能，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古代法制中至少会有*广泛意义上的“时效”制度。只是，由上引三例的行文方式，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显著特点，即此种关于“时效”的规定，其着眼点几乎完全在于诉讼方面。孝文帝所以为系争田地规定年限，以其“事久难明”；宋太祖规定“佃主一任典卖”之条件，是三十年后无有文契，或虽有文契而难辨真伪者；唐穆宗规定官府不须为理债负的情形为“事在三十年以前，而立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其由官府立场出发，尽量避免查证上的烦难和限制诉讼的倾向至为明显。这一点，又与我们在宋人书判中所见的情形完全一致。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关“时效”的书判，除上引两则之外尚有数篇。在其中一篇里面，法官判云：“在法，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得受理。此盖两条也。谓如过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无词也，此一条也。……今此之讼，虽未及二十年，而李孟传者久已死，则契之真伪，谁实证之，是不应受理也。”①又一案谓当事人所执干照“已经五十余年，其间破碎漫灭，不明已甚，夫岂在受理之数”。②因为年深日久而造成查证上的困难，无疑是人们（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考虑对诉讼加以限制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们从上引书判的行文里面，分明见得出一种道德的旨趣。比如在上面提到的“侄与出继叔争业”一案里面，法官在援引法条之后又说：“杨天常得业正与未正，未暇论，其历年已深，管佃已久矣，委是难以追理。请天常、师尧叔侄各照元管，存睦族之谊，不必生事交争，使亡者姓名徒挂讼牒，实一美事。”①显然，这样一种对于诉讼的时间上的限制，同时有着道德上的深刻含义。在这种意义上，官府的“不得受理”或“不应受理”，在当事人方面则产生“不应有词”的效果。“不应有词”而辄论诉，谓之“缠讼”、“健讼”，官司可以笞、杖相加。宋人书判中往往有“扰害亲族，紊烦官府”一类批语，所论大抵都是“不应有词”的情形。这里实际包含了古代中国人特有的法律观念，表明了他们对于诉讼所抱持的特殊态度。　　虽然在对于诉讼加以限制这件事情里面，有着某种普遍的必要性，但要在这种必要性里面培植出作为高度专门化之技术的时效制度来，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文化上的前提。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表述的含义：因善意、和平且连续地占有他人之物至一定时间，占有人即取得对于该物的所有权。这种公式自然不曾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法律里面。由这一点人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不得受理”一类法条虽能够实现某种*基本的社会职能如控制诉讼数量，却无由发展成为一种高度专门化的制度——近代民法中的时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