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的社会理论 名家访谈录

　　《巨变时代的社会理论：名家访谈录》：　　吉登斯：你说得有道理，但当我写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时候，我只能集中精力分析这三位社会学家。从现在来看，把这三位思想家看作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当我写作该书的时候，曾经对西美尔进行过某些分析，但实在精力有限，无法对四位思想家同时展开分析。即使从现在来看，对西美尔的研究也还非常不够，他的著作涉猎广泛，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应该对他进行更充分的挖掘。　　郭忠华：那就又回到三大思想家上来吧！按照我对您的理解，三大思想家的著作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大解释范式，而您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三大思想家进行了有力的综合，描绘了一幅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图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您描述了一幅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图景，但却对它的产生原因没有进行充分和专门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呢？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我描绘了一幅现代性图景，并就高度现代性社会对个人的认同机制、信任机制、亲密关系等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在该书中，我也提及了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形成原因，如设计错误、操作失误等，尤其是知识的反思性应用和行动的未预期后果等，只是没有对它们展开专门分析而已。　　郭忠华：那您为什么不对它们进行专门分析呢？那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吉登斯：20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使在20世纪中期都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以前，不论是媒体、政治领导者还是学术界，很少有谁提及“全球化”“现代性”词汇。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速。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机会和风险的世界，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迅速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感觉到了。“9??11事件”是人类的一次悲剧，但同时也是一次全球性事件，当第二架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时候，全球有大约七百多万人在同步收看。与前三十年相比，这个世界正迅速进入一个与此前大不相同的时代。一边是大量的机遇，另一边是严重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它给民族国家的主权带来了挑战，同时又给民族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那个时候，学术界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分析却表现得严重不足。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感到*紧迫的任务在于解释什么是“全球化”和“现代性”，并且找到民族国家应对它们的现实策略。　　郭忠华：我能理解您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所感到的时代责任，并试图对其原因做出解释。记得您在《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著作中曾提出过“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等概念，似乎是对其中原因的总体解释和展望，但您在这些著作中对它们的解释并不多。不知您是怎么看待这对概念的？能否对它们的涵义进行更充分的阐释？　　吉登斯：这两个概念的确是一对我已经提出但又未多加论证的概念。我所说的“解放政治”，主要指启蒙运动以来的以人为中心、把其他一切都看作人的对象的政治。这种对象化集中体现在“解放”的追求上，追求从传统中解放出来，追求对自然的征服，追求从不平等状态中解放出来，推翻传统政治统治。解放政治体现的是一种“主奴辩证法”。但现实表明，历史并没有按照启蒙思想家所设计好的方案发展。从现在看，解放政治方案是不成熟的，当人把一切东西都作为征服对象的时候，作为意外后果，人自身也成为自然、政治的“他者”。因此，我提出“生活政治”的概念。生活政治代表一种生存理念，它不再把一切都看作“他者”，它首先要求我们考虑高度现代性条件下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复活被现代性压制的道德、伦理问题，重新考虑人与自然、人与传统乃至人与自身的关系，重视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的意义。这些都是现代性迫使我们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