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决裂

“无声炸弹”的威力 一 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虽然看不见弥漫的硝烟，听不到隆隆的炮声，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仍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因此，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要敢于面对种种惊险，接受种种考验，随时做好被捕和牺牲的准备。 1949年的初夏，解放大军已经横渡长江，白崇禧为了固守广西老巢，派了精锐的第五十六军进驻柳州，军长马拔萃兼任柳州警备司令。顿时，偌大的一个柳州城到处是军警特务，他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处处充满杀机。第五十六军大都为美式装备，他们头戴美式钢盔，身背美式冲锋枪，一队队穿街过巷，那些地方警察特务因此也神气起来，弄得全城群众人心惶惶，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柳州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共广西省城工委的统一部署，决定于5月14日晚8时与桂林、南宁同时行动，散发一次革命传单。柳州发的传单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黄绍竑致李宗仁公开信》《警告柳州特务书》等3份。在《警告柳州特务书》中列举了柳州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和桂系特务16人，要求他们“放下屠刀，革面洗心，幡然悔改，向人民赎罪……否则……到了末日审判，将彻底清算，偿还一切血债”，“求死，求生，望果断抉择，切勿犹疑自误”。 那天晚上，柳州地下党员和爱青会会员等地下工作者，沉着而迅速地在闹市区庆云路、正南路、小南路、沙街、鱼峰路、谷埠街、驾鹤街等一带，以及政府部门、银行、学校、企业、厂矿等，散发和张贴了这些传单。 散发传单之前，周民震约了他单线联系的两名地下党员潘瑞才和周民霖在柳候公园碰头，通知他们两人为一个行动小组。潘瑞才也是周民震在1949年3月发展的新党员，和周民霖一样斗志正旺，又都很年轻。当他们听到要散发传单的任务时，都异常兴奋，但对于在敌人眼皮底下散发传单的危险却认识不够。 周民震在给他们布置任务时，显得特别的严肃和冷静。他说：“这次全市散发革命传单，是全市的统一行动，是给敌特的一颗重磅炸弹，意义重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柳州满街是军警宪兵和特务，我们选择的又是晚上的黄金时间8点，危险性较大，万一有一个同志不慎被发现，全市的行动就会遭到破坏。因此，这次行动必须两人一组，互相掩护，配合行动，严守纪律，保证安全。” 接着他传达了上级的几点指示：一是散发传单的时间是晚上8点，必须在10分钟内散发完毕，绝不能提前，也不许延后。手表要提前校准，在柳江北部地区，以大光明电影院的挂钟时间为准，在柳江南部地区，以金门电影院的挂钟时间为准，防止因手表不准而误了大事。二是不允许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散发传单，只允许在人群稀少的公告栏、墙壁、电线杆上张贴，也可以将其套入信封并投入商场或住户家。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要有勇敢精神，但又不能鲁莽行事，不能因个人的冒险行为，破坏全市的行动。三是保持革命气节，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节。周民震让他们两人反复读一篇上级下达的“生死状”：“要永远忠诚于党，万一被敌特逮捕，除力图逃脱之外，应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做必死准备，英勇就义，绝不出卖组织和群众利益。”这篇“生死状”至今仍深深烙印在周民霖的脑海里。 按照上级安排，周民霖和潘瑞才负责在龙城中学布告栏和柳侯公园靠近学校大门的一角张贴传单。晚8点，全市开始行动，他们在事先选好的围墙、树干和电线杆上张贴传单。当他们在一根电线杆上张贴传单时，突然从黑暗里窜出一个彪形大汉，此人上身穿着唐装便服，下身却穿了西装长裤，脚上还穿着皮鞋。周民霖、潘瑞才以为他是个特务，两人灵机一动，迅速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专治花柳病的广告覆盖在传单上面。大汉用凶恶的眼光看了一下广告，再瞪着眼睛把他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走了。两人虚惊一场，拍了拍怦怦乱跳的心脏。后来周民霖非常庆幸自己有机会参加这次有意义的行动，在对敌斗争中接受了一次生死考验。 第二天，人们一脸欢欣，奔走相告，传递传单上的消息，都说：“别看国民党威风一时，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有些群众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后十分兴奋。有个青年说：“过去我爸总是相信什么‘共产共妻’的谣言，现在才知道解放军要保护工商业，保护人民的生活稳定和社会安定。” 传单中那些上了榜的特务，个个如丧家之犬，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有个特务小头目整天哭丧着脸，见人就谎称自己没做过伤天害理之事，手上没有血债。 革命传单的威力似无声的炸弹，让周民震和周民霖感到特别欣慰和自豪。 二 1949年7月，反动当局垂死挣扎，筹备于8月1日召开柳州市反共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万人反共大游行，并加紧对进步活动的镇压。中共柳州城工委决定于7月28日晚8点半再次散发传单，揭露他们的阴谋。其中有《告柳州市人民书》，揭露了敌人溃败前在政治、经济上玩弄的种种阴谋，号召柳州市人民拒绝参加万人反共大游行，抵制刚发行使用的银圆券，等等。 柳州城工委领导人梁山、胡习恒、熊元清、韦竞新等专门开会作了周密部署。传单由刚从南宁师院毕业的韦竞新草拟，他才思敏捷、笔飞墨舞，一气呵成。草稿经领导审核后，连夜送到另一位地下党员黄志明的手上。黄志明是抗战时期入党的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党相关文书工作。当晚他在微弱的灯光下，伏案刻写印刷传单直到天明。那晚全市近500名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全部出动。周民震和周民霖被编为一个行动小组，负责在驾鹤路*繁华的地段散发传单。 当时局势很紧张，国民党军警全副武装，到处巡查。柳州城工委要求每名地下工作者都要勇敢机智地完成任务，且再次交代不得鲁莽和冒险，不得暴露自己。所以，此次散发的传单除采取张贴的方式外，大都用信封套好。有些写上“某某小姐收启”，让人以为是一封神秘情书；有些写上广告词，像一份商品广告。这些封好的传单可以钉在墙壁、广告栏和电线杆上，也可直接投进机关单位和商铺。 周民震和周民霖在预定的地点散发了十几份传单后，经过天主教堂，看到许多教徒在听牧师讲授圣经。他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迅速把封好的传单送到后排的教徒手中。不少教徒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们，一时反应不过来，有两个教徒马上拆开信封，一看是传单，就追了出来。周民震和周民霖立即快步窜入人群中，迅速摆脱了他们的追踪。 瞬间，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笛声的两辆警车呼啸而过，街上的行人像被捅破了窝的马蜂一样乱成一团，有些商铺急忙关上门。有人说，发现有人散发共产党的传单，警备司令部已宣布全城戒严。周民震和周民霖赶紧跑到码头，那时柳江浮桥上人群拥挤，为了不让特务跟踪，他们在黑暗中沿着河边找到一条小船，坐船渡过柳江，回到了家中。 当时周民震、周民霖并不害怕，认为这是党组织给他们的又一次锻炼机会，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刺耳的警笛声好似总在耳边回响。兄弟俩小声嘀咕：“这次行动是不是受到破坏？有没有战友被逮捕？我们在教堂的行动是不是有点冒失，是否被特务识破？” 深夜，上级派人告诉他们，说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所有地下工作者都完成了任务，无一人暴露和被捕。他们听了如释重负，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地下工作者不可能不遇上危险，但危险过后是欣慰，是胜利的喜悦！ 三 第二次全市散发传单之后两天，1949年8月1日，国民党反共誓师大会在柳州市中心体育场召开，参会人员稀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才有五六百人稀稀拉拉地来到会场。 大会开始，一个挂着少将军衔的家伙，胡诌了一通反共的陈词滥调，企图煽起反共情绪。*后说，前天在街头抓到一个散发传单的“共匪”，经审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以儆效尤。接着几个如狼似虎的刽子手，从后台推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犯人”，在台上走了一圈后，就被推到会场旁边的草地上枪毙，引起了人们一阵骚动，有些人乘机溜出会场。*后只剩二三百人参加所谓的反共大游行，他们游行了两三条街后，溜走的人更多，剩下的多是军警和特务。于是，他们不得不偃旗息鼓，草草收场，所谓的万人反共大游行彻底失败。 被枪毙的所谓“共匪”，有说是监狱里的一个刑事犯，也有说是一个国民党逃兵。他们之所以要在现场表演这幕假戏，就是为了显示反动当局仍很有力量，对共产党的镇压毫不手软，彻底暴露了反动派在末日到来之时，仍垂死挣扎的面目。但是，地下党在1949年7月28日晚上张贴革命传单，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让这场反共大游行的闹剧成为全市群众的笑柄，群众嘲讽说：“城隍庙里看鬼戏，鬼看。” 1949年10月底，中共柳州城工委布置了第三次全市散发传单行动，传单有《告职工书》《告各机关负责人书》，号召全城职工和敌伪机关负责人要认清形势，保护工厂、学校、铁路、物资仓库、电信设备，防止敌人掠夺和破坏，以实际行动迎接柳州解放。可惜，周民震、周民霖都没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他们正在苗山参加游击队的战斗。 柳州地下党一年内连续大规模散发了三次革命传单，行动都很成功，党组织也未受到任何破坏和损失。党的队伍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显示了党的强大力量，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多年后，周氏兄弟谈到当年的行动，仍然激情满怀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