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

《金莲》的翻译、出版与修订传播（节选） 关于克莱门特的生平背景，我们现在知道得很少，主要的信息，都来自老舍的回忆。他在《我的几个房东》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在伦敦的生活，其中特别写到了克莱门特。严格地说，克莱门特并不算他的房东，他们是合租关系。老舍与他是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认识的，那时老舍在该校任中文讲师：“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他们租的房子在伦敦西部。 克莱门特的父亲是乡村牧师，他自己也当过牧师，但老舍说他并不信宗教。“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和一个女子由家中逃出来，在伦敦结了婚，生了三个小孩。他有相当的聪明，好读书。专就文字方面上说，他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坏。英文，他写得非常漂亮。他作过一两本讲教育的书，即使内容上不怎样，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认的事实。”**次世界大战时，克莱门特报名参军，做到了陆军上校。战后回到伦敦，在牛津的补习学校教书。因为与一个美国女子发生恋爱，被妻子告发，因此丢了工作。老舍遇到他，正是他离婚再婚后*为狼狈的时候。 老舍和克莱门特夫妇在同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年，他也“一直闲了三年”，主要靠新婚的美国妻子挣钱养活前后两个家。三年租期一到，房东要加租，他们不得不分开，各人另找居所。 在《我的几个房东》中，老舍回忆了他和克莱门特夫妇一起生活的一些细节，但对他们相互帮助学习外语的事儿，却只字未及。关于克莱门特翻译《金瓶梅》的情况，他仅在《中国现代小说》（The Modern Chinese Novel）中提了一句：“明朝*出名的是《金瓶梅》，曾由英国人克利门·艾支顿译成英文，译名为《金莲》。”倒是克莱门特在该书的扉页和译者注中，对老舍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也透露了一些信息。在该书的扉页上，埃杰顿特意致谢说：“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To C.C. SHU My Friend）在《译者声明》中，他说：“要是没有舒庆春先生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根本不敢承担这项任务，我翻译这部小说初稿时，他是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我将永远感谢他。” 老舍为什么不愿提这件事？《老舍在伦敦》的作者安妮·维查德（Anne Witchard）解释说：“从老舍的角度说，他不可能承认自己在埃杰顿的翻译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新中国，《金瓶梅》被视为十恶不赦的色情作品，是旧中国封建文化堕落的典型。”这个解释听起来多少有些勉强。 由于没有更多的材料支持，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老舍在克莱门特的翻译工作中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但从常理推断，他发挥的，作用应该不会小。克莱门特对他的感激之情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美国汉学家何谷理在给塔特尔出版社2011年新版《金莲》写序时推断：“很可能他的汉语老师舒庆春先翻译了个初稿，然后由埃杰顿花数年时间将其打磨成了现在的样子。”何谷理的理由是：“鉴于《金瓶梅》研究中不同的观点纷繁复杂，当代文献浩如烟海，一个外国人仅学了几年汉语，几乎不可能翻译得了这部书，就算他是语言天才，也不太可能（埃杰顿据说能阅读拉丁语、希腊语、德语和法语）。”他接着说：“埃杰顿抱怨这部小说用的是“电报式文体”，这很可能是因为老舍的英文欠佳所致，而非那位明代小说家自己的语言特点本就如此。”他援引翟林奈那篇书评里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推测。翟林奈发现，克莱门特把第七十九回开篇词倒数第二句中的“竹篱”译成了“竹扇”。何谷理认为：“‘扇’（fans）与‘篱’（fences）毫不相似，但初学英语的中国人很可能把这两个词的发音弄混了。”他进而认为，老舍之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曾参与过这部书的翻译，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译文错误较多，感到有些难为情。真相到底如何，我们无法判定。 不管怎么说，克莱门特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将《金瓶梅》译成英文，的确是个奇迹。据他自己说，他大概是从1924开始翻译这本书的，翻译用了五年，对译稿打磨修订和处理校样则耗了近十年时间。关于翻译这本书的缘起，他在前言里是这么说的：“**次世界大战后，有段时间，我对心理学某现代流派的社会应用产生了兴趣。我觉得应该在我们之外的发达文明中，去研究它的应用情况。于是就开始学习汉语，并查找文献材料。这部小说是不能忽略的调查对象。……为了当初的目的，我选《金瓶梅》作为合用的小说，多少有些偶然。我在高第（Cordier）的《汉学文库》（Bibliotheca Sinica）中，首次发现了它。……从这些观点看，《金瓶梅》显然是心理学和文化素材当之无愧的宝藏。于是就开始翻译它。”但是很快，他就被《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所吸引，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则逐渐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