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第九辑

　　《斯文（第九辑）》：　　虽然在朱熹眼中，苏轼的学术和文章呈现着彼此分离的状态：曰：“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但苏轼文章的气势和魅力，终究无人能及；即便是“代言”之作，也能呈现雄深浩博的特点，语言文法更显舒畅放逸。如代太皇太后撰《手诏》云：“官冗之患，所从来尚矣。流弊之极，实萃于今。以阙计员，至相倍蓰。上有久闲失职之吏，则下有受害无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损入流之数，无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临御之始，尝敕有司。阴补私亲，旧无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诏家庭之恩，止从母后之比。今当又损，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顾托之深，天下责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无爱于发肤。矧此恩私，实同毫末。忠义之士，当识此诚。各忘内顾之心，共成节约之制。”其所撰赐范百禄诏曰：“成王命君陈：‘商民在辟，予日辟，尔惟勿辟，予日宥，尔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与天子相可否盖如此，而况公卿之间，议有异同，而不尽其说哉！”类似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的自白，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复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应用文字而能如此畅达快意，在两宋词臣中鲜有其匹。或曰：苏轼“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若能从这个角度，仔细寻绎欧、苏二公制诏文法有所差异的内在原因，其所感所知，或许更多。　　王安石和曾巩的散体制诏备受真德秀重视，称“荆公、南丰外制佳”。观二公所撰制辞，工致谨严，一丝不苟，很少畅所欲言。如司马光改天章阁待制，王安石拟制曰：“扬雄曰：‘周之士也贵，秦之士也贱；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盖先王以礼让为国，士之有为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势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范镇加修撰，荆公草制曰：“昔周人藏上古之书以为大训，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盖夫讨论一代之善恶，而撰次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达才，有识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后世，则孰能托《尚书》《春秋》之义，勒成大典，而称吾属任之指乎？以尔具官某，有该通之材，有纯洁之操，辩论深博，溢于文辞，论思禁林，时议惟允。则夫案善恶见闻之实，断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难，宜以命尔。尔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毋袭近世比事属辞之失，使来者无所考稽！”褒美有度，略无谀辞；借古喻今，训诫得体。前人谓荆公所拟制诰“庄重谨严，一字不可增损”，“顺逆反复，笔法园紧之极”，可谓概括得当，描述准确。　　曾巩所撰制诰文辞在语言风格上与王安石差似。尽管他们地位悬殊，学术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所撰制辞均能体现庄重谨严、笔法稳健的特点。林希撰曾巩《墓志》称：“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书舍人，赐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职。时自三省至百执事，选授一新，除吏日至数十，人人举其职事以戒，上数称其典雅，天下翕然传之。”当日所撰制诰，每篇都能举其职守，训敕叮咛，颇具大家风致。如《刘挚礼部郎中制》云：“《周书》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则古今之正治，官得其人固为急也。仪曹之于郎位，考择甚精。尔以学行器能，策名儒馆，宜升阶等，往祗厥服。朕方明于赏劝，以待群吏之成。尔尚懋于厥修，庶能康朕之事。”《徐禧御史中丞制》云：“朕正名以定群臣之位，辨位以责庶务之实。矧风宪之官，纪纲所属，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强敏仁笃，学通古今。擢典训辞，遂持邦法。宜专分职，以应新书。是用掇自右垣，仍其阶品。俾尔纳忠宣力，得壹意于中司，以董齐百工，而肃正内外。庶余之作则更制，罔或不虔。在尔懋哉，知其所守。”匆忙之间，除授制辞能精切典雅有如宿构，诚为不易。周必大也曾就此感叹说：“昔官制初行，舍人曾南丰也，一日除郎、御史十人，公为都司，付制史部，读而叹曰：‘本原职守，为之训敕，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谓欲知公制词之美，此数言尽之矣。”按：周氏所谓“公”即王震，尝撰《南丰先生文集序》，称曾巩“晚还朝廷，天下望用其学，而属新官制，遂掌书命。于是更置百官，旧舍人无在者。己试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展纸肆书，初若不经意，午漏尽，授草院吏上马去”。“予时方为尚书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尽观，始知先生之学，虽老不衰，而大手笔自有人也。”除此，曾巩所撰其他散体制敕，亦皆慕习三代两汉诰词，遣词造语力求简约古雅，呈现出“敦厚凝重，如秦碑汉鼎”的过人风采，值得深加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