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莫德罗回忆录/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研究论丛

一、转折 *近几个月里常有些文字和言论提到1989年的那个秋天。堂而皇之自称是当事者或辅助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以巧妙的方式借民主改革的招牌为自己贴金甚至信口雌黄的政治家，亦不乏其人。 诚然，1989年之秋是众多因素发展的结果——早已发端的群众运动，教会在促成接触和对话方面的作用，那年夏天大批公民从民德出走的事件。只要分析一下群众运动组织的成员构成和那些离开国家出走公民的成分，便可以断言，当时人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各不相同，各自的目的也互相矛盾。 群众组织早就在教会的庇护下发挥作用了，其目的是在民德发动民主改革。教会负责人把自己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教会”这个定义的理解，转化为对诸如“和平人权倡议”组织以及后来的“新论坛”组织之类的群众运动组织的支持。他们想成为“持批评态度的政府同路人”，帮助公民开辟新的民主疆域。 那年夏天成千上万名取道匈牙利的出走者，已经与民德决裂，沿着西方舆论一再详细描述的途径投奔西德去了。 1989年之夏使以下两点明朗化了：以埃利希·昂纳克为首的领导层完全没有能力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下得出客观的结论；华约内部的分崩瓦解已是大势所趋。匈牙利通往奥地利边境的开放使后者变得更加明显。 来自各专区、各县和本党内的许多迹象和信号，被领导层置之不理。当一系列事件迎头袭来时，领导层又变得手足无措。他们思维和语言能力的丧失，并不是由权力之争导致的。首要原因是埃贡·克伦茨缺乏真正的果断。他当时过多地考虑到昂纳克的影响和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直至今天，昂纳克竟然还试图把党中央领导的无力归因于他本人的病情。这当然是自欺。而克伦茨则把当时的情势解释为由于自己被迫在休假——位居党中央副总书记的他，居然会被昂纳克强迫命令休假！京特·米塔克则一直保持沉默，因为他从来没有能力提出个人见解。“领导同志们”都力图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谁也没有正视现实，因而没有能力对局势作出正确判断，没有能力在政治局内提出摆脱这场危机的建议。 基于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昂纳克以为可以用庆祝民德建国40周年的各种庆典活动来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于是，组织了反法西斯老战士聚会活动、共青团火炬游行活动和一系列庆祝集会、盛大招待会；于是，亲爱的、德高望重的党中央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每场必到，四处演讲。这一切旨在盖过全国所有强有力的发难声音，旨在重新建立旧的秩序。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外国客人作为国际陪衬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切都按电影脚本演完了，但是效果根本不符合编剧人的思想。共青团火炬游行变成了拥护民主化、公开化的游行示威，戈尔巴乔夫的话“迟到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起到了信号弹的效应。 尽管我收到了所有庆典的请帖，但我只参加了老战士聚会。在这个活动中，可以见到那些令我尊敬的老者和我早年政治生涯中私交颇深的至交。再说，这场聚会后还安排了昂纳克同各专区党委**书记的一次短会。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并非不重要，因为听说我9月底对斯图加特的访问引起了柏林的不满。对党的领导来说，此行本身即可视为一次反叛行为。原因是，人民议院主席霍斯特·辛德曼刚刚邀请过以霍斯特·埃姆克为团长的西德联邦议院代表团来访，而在访问的准备阶段，民德领导人对拥向西德的难民潮流的态度受到了批评。由于我坚持要接受巴符州社民党主席的邀请，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批准了我的访问。正如党中央机关里有人后来向我暗示过的那样，某些人暗地里希望我此行会“引火烧身”。也许他们料想我会与社民党公开争论，也会在与西德记者见面时遇上难题。当然，我同该州社民党主席乌利·毛雷尔之间有过争论，同迪特尔·施佩里也有过争论，但也有不少一致意见，对德累斯顿专区统一社会党与巴符州社民党领导人之间地区性的进一步往来和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林受汉斯-约亨·福格尔之托来曼海姆参加市长招待会，与我就目前复杂的政治局势交换了个人看法。 短短几天前，哈里·蒂施还以自由德国工会联盟主席的身份做客斯图加特。当记者问到他对难民外流浪潮的看法时，他以不屑此类无聊话题的态度驳了回去。这表明，包括蒂施在内的政治局根本不想正视事态的严重性。 对我来说，在同联邦德国新闻界的接触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几年来我一直被他们视为“可寄予希望的人”，人们对我的注意已经远远超出与巴符州社民党领导人的会晤，这当然也跟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讳言沉默有点儿关系。在准备斯图加特之行的过程中，海德曼·阿克森同我谈过话，但他矢口不谈那些真正的焦点问题，也不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们只是建议我尽可能避开舆论界，劝我绝不要搞记者招待会。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觉得很有必要谋求对话，克服那种讳言沉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