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研究

前 言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我总是十分有条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年轻的时候，就连谈恋爱也改变不了我的工作日程。” 这段自白来自1951 年出版的英文小说《恋情的终结》，作者格雷厄姆· 格林（Graham Greene）借主人公之口，**次透露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工作细节，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依靠高度自律建立起的创作习惯，格林的写作生涯持续了六十余年，他创作了包括长篇小说、诗歌、短篇小说集、回忆录、文学评论集甚至童书在内的五十多部作品，是20 世纪*重要的作家之一。 相较于聚光灯下的文化名人，格林却更愿意将自己隐藏在作品之后，留给后世一个神秘的背影。“我就是我的书”是格林为自己下的唯一注解。而在作品之外，这位文学大师有着诸多暧昧不清的观点和原因成谜的人生选择。 格林曾在大学时短暂加入英国共产党，在《泰晤士报》工作时却反对英国大罢工；他被公认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有同情，却在1979 年的英国大选中为极右的撒切尔夫人投了票；他与越南革命家胡志明相识，是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座上宾，曾冒着危险亲自将两大箱御寒衣物带过边境送给古巴游击队，一度被美国列入不许入境的危险人物名单；他也在小说中讽刺英国情报机关，同时揭示间谍组织冷酷无情的政治逻辑。 格林因妻子的缘故受洗信奉天主教，却一次次塑造“伤风败俗”的教徒形象，甚至被教皇约谈要求更改小说内容。他恪守天主教教规终生未与分居多年的妻子离婚，却有着三个人尽皆知的情人，以及难以确数的两性关系。他是历史上仅有的英国皇家“荣誉勋位”和“功绩勋章”五位双料获得者之一，收获了包括“莎士比亚奖”在内的众多文学大奖，也创造了获21 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终颗粒无收的记录。 格林的政治小说《哈瓦那特派员》曾被宇航员带上太空，成为**本从外太空返回地球的小说，小说《文静的美国人》被众多英美高校政治学系列为必读书目。包括加西亚· 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在内的众多二十世纪文学大师对他的作品不吝美言，也有批评家指责他的小说太过畅销而不够“严肃”。有人说格林曾经在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经历丰富了他的小说创作，也有人称格林始终是英国间谍，小说家只是他用来隐藏身份的幌子……格林究竟是谁？他的作品有怎样独特的魅力？他的政治小说作品如何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新格局和新思潮？这是本书旨在讨论的问题。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部分介绍格林其人其作、其政治小说作家的身份、中西方格林批评成果和主要问题，以及本书对于格林政治小说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第二部分对格林的五部政治主题作品做文本细读，主要探讨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的主题思路、政治伦理、政治批评三大主题，总结其作品中的局限与不足，同时也对西方格林政治美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应。第三部分以格林五部国际政治小说总体为对象，分析格林政治小说中的人物情感与观念、作品政治叙事的美学表达，以及格林的政治哲学思想。 研究由一条线索贯穿，即发现格林政治小说创作中由“矛盾”经由“多元”走向“融合”的主题思路。童年寄宿学校的经历对于少年格林意味着“忠诚矛盾”之下的生活绝境，给了他关于人性“善与恶”的*初启蒙。少年格林感受到的是迷惑，成年格林则在迷惑之下努力寻找其成因。在本书讨论的五部小说中，主人公都处在矛盾的两难中，两种选择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但忠诚于一个却意味着背叛另一个。格林由此挖掘出了这种两难的甚至更多的矛盾冲突所代表的人类生存绝境。绝境意味着曾经以宗教为统帅的一元价值论的全面崩溃：现代社会中不存在一个可为所有问题提供解答的真理，多种答案也不会必然地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此一来，“价值多元论”似乎是人类唯一的出路。但相对主义却如影随性，人类逐渐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分寸感，或如派尔和老霍利迪般笃信意识形态的救赎之功，或如布朗和普拉尔般冷漠疏离、不相信彼岸也无所谓献身。格林在作品中描绘了各种价值的独特性，也批判这些价值在看似多元的外表下，排斥他者的功能如出一辙。每一种价值都宣扬自己是人类重大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并宣称唯一。人们一旦接受了一套价值，并根据这套价值观念生活，就无法根据一套相反的价值观念思考和行动，形成“一种被隔离的生活状态，无法长久维持而不招致失效和混乱”。本书在《人性的因素》章节对珀西瓦尔医生的“箱子理论”的讨论可以为格林这一观点做诠释——人们都各自生活在自己价值观的那个“箱子”里。因此，打破这些“箱子”、在多种价值之间搭建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寻求两者或者多者之间融合的格林国际政治小说，主题思路是鼓励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绝境中进行一次勇敢突围。 在对五部小说的文本细读中，本书着重讨论了“信仰与怀疑”“希望与绝望”“忠诚与背叛”三大伦理美学问题。五部小说中都有一场虔诚信徒与怀疑论者之间的辩论，呈现出贯穿整个20 世纪并蔓延至今的人类信仰危机。通过二者的辩论，小说揭示出真正的危机不是“上帝死了”，而是人类在被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侵蚀的现代生活中，遗失了对于“意义”的寻找和追问。同时作为怀疑论者和天主教徒，格林认为宗教感是必须的，因为它“突出了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但这不是指天主教，而是一种简单的、认为人类的存在具有永恒重要性的信仰”。由此看来，天主教徒格林认为人需要有信仰，而怀疑论者格林认为信仰并不一定以信上帝为唯一。他既是信仰与怀疑的双重继承者，也构成了对二者的双重颠覆。对“希望与绝望”的讨论，是对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热忱与冷漠等矛盾的直观表现。格林的主人公们生活在个人、社会、宗教、政治生活的绝境中，在面对各种追捕的“逃命”过程中，主人公体会到的希望与绝望被凸显出来。通过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斗争和性格变化，五部小说真实且细致入微地呈现出现代人类在面对各种问题时的态度和思考方式。这些问题涵盖了个人、社会、宗教、政治等多个维度，它们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冷静、独立地深思自我和认清外部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和启发。另外，“忠诚与背叛”是格林自幼年起就开始关注，并贯穿其文学生涯始终的一个重要伦理主题。如果说早期的格林作品还将忠诚与背叛放置于伦理天平的两端进行讨论，自国际政治小说开始，“忠诚与背叛”两个概念则不再具有绝对的定义，而成为相对的、运动着的一对伦理观念。通过五部小说主人公在背负背叛之名下的“*后一击”，格林打破了价值间的壁垒，鼓励人们打破各种意识形态、既定原则、公共信条的制约，开启独立的、自主的思考，在内部的个人世界和外部的世俗社会两方面严肃地审查生活。 除此之外，研究亦从“权力政治”“人权政治”“人本政治”三个维度解读了格林的政治批评，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现代社会中的国家间政治、国家机构与个人间的国内政治，以及个体间的日常生活政治。格林的“权力政治”批评着眼于国家间政治逻辑的荒谬、幼稚，揭露了以“干涉和介入”为基础的强国外交政策*终给小国、弱国带来的是更加复杂和混乱的局面，且必然将强国自己拖入泥潭。“ 人权政治”是与“主权政治”相对的，二者既矛盾对立又相互作用。一方面，五部小说的主人公的经历都体现出主权政治对个人生活不可避免的干扰和侵蚀，因此任何个人的逃避和忽视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危险的、悲剧的；另一方面，通过描写《文静的美国人》主人公福勒和《人性的因素》中卡瑟尔的命运，小说也写出了“人权政治”与“主权政治”之间进行对话的希望，强调了温暖的、人性化的个人行为在集体的、抽象的、无情的主权政治中的能动作用。由此，五部国际政治小说*终突出了一种积极的信念：与其注定悲剧地选择逃避政治，不如积极地介入政治，前提是要用一颗带有人性温暖的心灵和一个理性思辨的头脑武装自己。 与“权力政治”和“国家主权”相对、落实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本政治”是格林三大政治批评主题的基点和核心。“人本政治”概念由当代法国学者埃德加· 莫兰（Edgar Morin）在《人本政治导言》一书中提出，其内容不仅是“确定人是政治服务的对象”，而且“认识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幸的根源存在于人类自身”。五部小说中的每位主人公在进行选择时都因与他人的联系而产生必然的影响，因而每个人都可能同时作为“英雄、受害者、不作为的旁观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同时，权力政治的无孔不入，决定了旁观者的不作为即是对践踏个人价值的权力政治之“恶”的默许，进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如《人性的因素》中的丹特里一样，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担任国家机器和社会惯例所赋予的“角色”，极少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构成了主权政治侵蚀个人生存价值的“沉默螺旋”。 格林的五部政治小说也存在一定的失误和不足，包括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上的乏力和作为西方白人作家在书写第三世界国家上的视角局限，等等。格林对此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借由小说美学方面的技巧来弥补，例如使用不同的人称叙述，选用不同的语言词句，为女性人物赋予更多的观点性对话，等等。但其创作局限仍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作家眼中第三世界的魅惑、混乱与不安，以及由误读激发的错误批评和欲言还休。 尽管如此，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仍因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精准描绘而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本书的第三部分着力从政治人物、政治叙事、政治思想三个方面来定义这些价值。 首先，通过确立“逃亡者”与“追击者”，五部作品揭示出现代人在政治中避无可避地被卷入、被改写的命运。“闯入者”与“当地人”则定义了国际政治舞台上，情感和观念作为文化根基在人的重大选择上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小说同样塑造了文化的“中间人”形象，他们是“世界公民”的雏形，但小说更多地表现了“中间人”在文化夹缝中左右为难的心理状态和身份迷失。后文也讨论了五部小说中记录的主人公们的道德情感状态，分析了“纯真与世故的矛盾”和“白人中心”等现代情感模型。同时，也从感性到理性，甄别了小说中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强调了“跨文化者”的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在他者消失、自我迷茫、文化冲撞中，政治是如何扮演20 世纪人类社会决定性角色的。 其次，五部小说的政治叙事方式表现了格林典型的小说创作风格。虽然“政治与诗”之争由来已久，政治小说因其主题“玷污”了小说的“纯艺术性”而备受质疑，但历史已经用事实证明，优秀的小说与其创作主题是否是“政治”并无决定性关联。甚至，格林选择政治主题作为继惊险小说、天主教小说后的创作重点，在*成熟的创作生涯呈现，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契机与国际视野的——世界政治的主流从“政治家的政治”转向了“公共的政治”，即从个人和小群体决策转向了大众参与。小说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代的特性，以政治小说开启民众观察、思考、参与政治的新契机。确立了“写什么”，下一步是“如何写”。格林着力于改良故事，将现代派的表达技巧和电影镜头语言融入英国传统惊险小说的框架，又通过加入小说背景地独特的文化元素打破惊险小说的公式化情节，融入哲学、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多重命题，塑造出复杂的人物形象，从而打造出“为大众写的严肃文学”。 *后，格林的政治主张是流动的、不确定的，但其政治思想却是恒定的，即政治应同情不论何种社会中的弱者并给予帮助。他一次次与世界政治漩涡中心的大人物直接接触，也毫不畏惧地表达他的赞许和批评。纵览其整个文学生涯，写政治小说的格林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政治主张。也正因为此，这五部小说避免了意识形态的“站队”，几乎全部的创作重点都放在刻画政治中人的角色和生存状态上。小说中讨论的政治主题常构成二元甚至多元的张力，促使读者思考被放大的美德与罪恶、忠诚与背叛，思考不同价值彼此沟通、交流、共存的可能。 格林是一个谜。他见证了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亲身感受了辉煌的大英帝国的没落，经历了时代的更迭，看到了旧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样态被新的所取代。面对这样一位背景如此复杂的作家，在进入他的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从作家本身的经历着眼，梳理其人生轨迹和文学生平，试着描摹出一幅格林草图，并由此挖掘对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进行专题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