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体发展史

　　§1让我简要概括一下前一讲的结果。在希腊和罗马通过其*早记录向我们展示的这种原始民族中，和在拥有一个共同的常设头领的日耳曼部落中，我们发现，政治职能在三个不同建构的机关中得到分配：国王或*高首领，由次级首领或长老组成的一个议事会，和由完全合格的公民组成的大会（如我所言，它是一个武装自由民的军事集会）。在我们比较过的三个案例中，这三个机关被大致相似地建立起来。在任何一个案例中，三个机关间的职能分配都和其他任何一个案例具有广泛的相似性，虽然我们注意到了细节上的重要差别；当然，由于精确与明确的职能划分属于更文明化的民族的宪制，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特征给予这种早期阶段的社会。　　本次讲座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追踪这种政体随后所经历的发展过程。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且随着我们有关过去社会与政治状态的记录变得更为精确和可信，这个过程也变得更为清晰起来。但是，在本讲中，我想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深入一个模糊的地带，看看在推测的帮助下，我们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原始政体所经历的过程进行一番大概的描述。　　社会起源问题在现代政治思想的早期阶段饱受争议，被认为具有一种实践重要性，现在没有人认为它具有这种重要性。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组织化社会中，给予某个政府习惯性服从，问为什么这种服从是应有的，并且期望在某种理论中找到它是如何起源的。人们会坚持认为，统治者要求特定人群服从的当代权利要有正当性，而有关政府权威起源的认识将决定这种正当性。但是，这种假定——政府的*初起源和服从它的当代义务之间存在关联性——现在已经被普遍抛弃了。在考虑为什么要服从建制政府时，我们通常会考察服从与反抗的可能后果，将压迫的罪恶同打破既定秩序的罪恶加以比较。以前，洛克坚称，政府权威*初来自本来独立的个人的自由同意；菲尔默（Filmer）坚称，它来自一个父亲针对他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的权威。既然二人之间的争议对于我们而言仅仅具有历史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容易地以科学的公正性考察各种可能的替代性猜测。　　§2但是，在让我们自己闯入这个晦暗的猜测地带之前，*好在心中要清楚，和这个起源问题有关的认识可以通过对不太模糊的历史内容的研究获得。我们想要猜测在史前时代政治社会是如何起源的；为了*大程度正确地猜测，手头有实际已知的有史时期新政治社会的形成模式会更好。　　现在，我们发现，有史时期新国家的形成有时是通过结合（aggregation），有时是通过分裂（division）；在任何一种情况中，有时是通过自由的同意，有时是通过强制。在有史时期，分裂不是一种罕见的原因，特别是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后来成为殖民化的过程是以派出流浪人群寻求新定居点的粗陋形式进行的。但是，当一个新的政治社会通过分裂形成时，它显然来自一个业已存在的同样类型的社会；因此，如果政治社会*初是由非政治社会形成的话，分裂显然不是这种模式。　　关于结合，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因此需要得到更密切的关注。征服的或者被征服的共同体达到一定的文明阶段后，依靠强制的结合或者征服，是新的政治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因。但是，处在*低发展阶段的野蛮部落，尽管不断地置身战争中，不会通过纯粹的和简单的征服合并起来。被征服者或者被灭绝，或者被驱逐，而不会被同化；至少，男性俘虏被消灭，女性因被纳为妾或因家务劳动而得以活口。这样，我们就没有根据把征服看作*早形成政治社会时的一种因素。的确，认为政治社会的形成出于这样发生的非政治因素是很难的。　　同时，我们在有史时期发现了几个案例，在这种案例中，一种大体自愿的结合使一个新的政治整体从几个部分中形成；它们已经拥有了某种政治组织，尽管常常是不太发达的政治组织。我们发现，这种过程既发生在历史的*早阶段，也发生在*晚阶段。*常见的情况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样的联合出于战争的考虑而发生；起初，只有当战争持续下去，它才会持续下去。于是，（我已经提到过）凯撒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日耳曼诸部落（诸国家[civitates]）只有在战时才有共同的首领；在和平时期，更小的部分（他称作regiones或pagi）有各自的首领，他们主持正义和调解分歧。就这种情况而言，可以很容易在世界各地找到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