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王国的求索者(文化名人采访录)

美丽总是愁人的 ——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 到北京之前，就听说沈从文先生的家门上贴有字条：“沈老有病，敬谢来访。” 文友告诉我，沈老很怕记者，却爱朋友。每当朋友告别，他总像是还有说不完的话。可是病久了，生活范围变小，难免感到寂寞，寂寞中希望有人间的爱和温暖的交流。我不想当个循规蹈矩者，愿以一个忠实的读者出现在他的面前。经友人引见，1985年10月28日上午九时，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 开门的是一位身形细巧、语调温婉的古稀妇人，她就是沈师母。沈老刚刚休息起身，安详地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秋阳懒洋洋地射向他那饱满而又红润的天庭，要不是事先知道他近年因脑血栓致瘫痪，看他神志清楚，耳聪目明，很难相信他是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我握着他颤抖而僵硬的双手，片刻的沉默，包含了他的深沉和内涵。 沈从文是湘西苗族人。他的谈吐，带有浓重的乡音。这乡音如同他的作品，情关湘西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虽然，他在湘西的日子，仅是他生命中的*初二十年，但他“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他迟缓而有条理地告诉我，他在湘西读完小学，怎样随家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又如何从湘西山村来到北京，住在一间潮湿、阴冷的公寓里。坎坷的道路，多舛的命运，使“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度过于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从文自传》）。 这个命运的主动权就是生活经历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拿起笔杆写文章，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将自己耳闻目睹的底层悲惨人物，横行残忍的绅士、土匪栩栩如生地写出来。 20年代到40年代，他出版小说集四五十种，加上其他著作，有七十多种。如此多产，且作品一时风靡全国，他应该是高兴的。然而，他说：“我的文章很不成熟，写的范围窄，写的东西离不开我的家乡，大社会我不懂！1922年刚来北京时，没有机会读书或工作。当时教书的人多，我都不行，就在北京逛，很穷，很苦，就写文章。” 见他那么谦虚，我连忙说：“现在国际上已掀起一股‘沈从文热’，日本、美国、法国等国正出版翻译您的全集或选集。还有不少人因研究您的作品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沈老听后嘿嘿地笑着说：“我的文章已不时髦了。” 时髦不时髦，应取决于读者。凡是真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无不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不但令读者了解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感触到他笔下流露的具有东方人特色的情感。他的散文，常有独到之处。想到这里，我突然问起已拍成电影的《边城》。据说，沈从文不同意将《边城》拍成电影，理由是：“电影不能表达我的意思。” “《边城》的内在东西是什么 ”我想从原著作者的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是思索。”沈从文正色地说。 “思索什么 ”我又好奇地问。 他望了望书架，深沉地说：“思想和思索不一定能以对话来表达，内在的东西总是不太好表达的。在《边城》中，我想提倡的是人性中的善良。” 接着，他陈述他是如何得到善良人的好处。 在他一个铜板也没有的时候，有人支持他，欣赏他，鼓励他。例如1918年，他从常德到保靖，乘船四十天而没法付款，船主却不追讨。刚到北京时，住在公寓没有钱付，房东也不讨债…… 听他说着，我想到：他得到过善良，也以善良对待别人。 在“文革”期间，沈从文被批斗，被赶去打扫厕所，后来还被送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北京的家被抄了八次，住处由三间减缩到一间，图书资料无处放，只好以七分半一公斤的价格卖给废品收购站。即使在这样屈辱的日子，沈从文看到一些常来看望他的年轻人因工作紧张营养不够时，便亲自到菜场买菜，亲自动手做肉酱、红烧肉给青年人吃。这一切，除了“善良”两字，还能做怎样的解释 万万没有想到，他把头一仰，哈哈大笑。我明白，这笑声中包含了不能言喻只能理解的深沉内容。许久，他才用豁达而幽默的口吻说：“是我思想差，跟不上形势，身旁有许多书就满足了。这算什么 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许多书很心痛。” 回忆过往的日子，他说：“除了写小说，什么都不懂，不会吸烟，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下棋，也学不会趋炎附势、夸夸其谈。”说完又嘿嘿地笑了一阵，正色地补充道：“趋炎附势的人，也有他们的趣味。” 沈从文在他的散文《女难》中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美丽的句子正是他的自身的写照。他经历过无数愁人的年月，但他的内心世界总是美丽正直善良的。在这高尚的境界中，他可以将苦涩变成美丽的东西。 我们从创作谈到人品，又从人品谈到他的近来生活。不知不觉已过了两个小时。其间，沈师母不时让他喝水，沈老均摇头不肯喝。我说喝水对身体有益，他才连喝了几口。这时，他像孩子般地纯真，多么可爱啊。 沈师母怕他坐得太久，我们便搀扶他起来走走。书房不大，整个住所也只有两间房和厨、厕设备。沈太太温柔地说：“我们已很满足了，还有一些老作家不如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