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追寻伟人的足迹)/涵芬香远译丛

　　费希尔给丘吉尔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新官上任后他亲自去找费希尔帮忙。但由于当时费希尔与另一位海军上将势不两立，丘吉尔英明地决定不冒险重用这位海军专家——让他来领导刚刚建立的海军作战参谋部（接下来他可没这么英明）。当时内阁、党内及财政部很多人认为英国不面临任何战争威胁，因此对国防的财政拨款相当有限，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丘吉尔还是采纳了费希尔改进海军装备和实战能力的多项计划：建立规模更大更精良的战列舰、在军舰上装备*大口径的大炮作为*新型军舰的主力炮、加强枪炮射击实战训练、提拔优秀的海军将领、改善士兵工作条件、提高下层士兵薪饷。这一时期丘吉尔对水上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创建了皇家海军航空服务站，1914年前它主要以训练空投炸弹技能为目标。丘吉尔还成立了作战参谋部（对此独断的费希尔并不感兴趣）。*后，内阁花200万英镑购买了英国一伊朗石油公司的控股权（后来发展为英国石油公司）。这一成功收购自然离不开丘吉尔的努力，从此海军就可以放弃煤炭，用油做燃料了。解决油料供应问题不仅能够提高军舰性能，同时也大大减轻了士兵的工作量。　　从上任**天起他就风风火火、精力十足，为了把全部事务的解决权揽到自己手中，丘吉尔撤掉了原来的海务大臣换为他备加赏识的新人。被撤掉的大臣和他们的朋友说新任大员必须和丘吉尔唱同一个调，如果这调是正确的才不会有大碍。让很多人惊异、气愤的是，在海军部一切他说了算，丘吉尔事事过问，处处查访，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即刻要求改正。在一些高级将领看来他傲慢、粗鲁、专断。事实上，在任职过的任何岗位，他都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这样的性格特征，丘吉尔的传记作家和一些史学家对此都有过描述和评论，从某种程度讲这种性格成了大家批评他的*佳理由。不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些场合他表现得咄咄逼人，缺乏礼貌而且可以说是有意为之，而在另一些场合他只是看似言辞激烈，实则心无此意，比如丘吉尔写信给土耳其的海军顾问林普斯上将（Limpus），指责他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发来的报告逻辑不清、语言表达混乱不堪。现在将两封信件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林普斯的语言和逻辑均无任何问题，反而丘吉尔的回复显得矫饰浮华、无理取闹（林普斯上将并未因此怀恨在心，1925年丘吉尔被撤职后，林普斯很慷慨地写信安慰了他）。①玛丽·索梅斯复印了一封母亲信件，信中克莱门蒂娜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心理洞察力和政治先见之明，她请求丈夫慎重考虑要求海军上将乔治·卡拉汉（George Callagham）（英国大舰队司令）提前几个月退休以让位给更出色的约翰·杰里科（John Jellicoe）一事。⑦1914年前克莱门蒂娜就已经意识到丈夫在表达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攻击性了。　　1914年前，准确地说，在丘吉尔政治生涯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时常无意地表现出极强的进攻性，在激烈的争辩过程中他往往言辞极端，但他并不对谈话对象衔恨在心，不了解他的人常惊奇地发现丘吉尔在劈头盖脸的争论过后总会主动邀请他们喝酒、闲聊。他对部分属下极度没有耐心，一旦不被看中常会在*短时间内找新人接替；相反，他又对另一些海军军官相当信任，丘吉尔在1930-1945年的工作中此种事例比比皆是。他激情饱满、易走极端、除对约翰·费希尔勋爵的迷恋外，还不清楚在海军部期间他是否出现明显的判断失误。海军上将在那个时候也是政治人物，他们喜欢透露一些消息给意气相投的政客从而引超国王的注意（国王在海军事务方面仍有较大影响力）。另外，他们在伦敦各俱乐部都可以经常与其他海军上将见面，在这种情况下不顾及下属情感的海军大臣就成了大家争相议论的对象，那些对丘吉尔怀恨已久的政客和用忠诚这架望远镜观察丘吉尔的同事称那些被撤掉官职的高级将领成了殉难者和受害者。他接纳的新人——巴滕贝格（Battenberg）、比蒂（Beatty）、杰里科和其他人无论如何都比撤掉的官员优秀，虽然他对新任命的多数将领仍持保留意见。不管怎样，丘吉尔领导的“兄弟团”使英国皇家海军在1914年做好了战争准备，正如丘吉尔自己骄傲宣称的那样。　　丘吉尔能够坚持不懈地投入精力大干一番是因为在他看来英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交战，战争的可能性（而非其前景）是他努力的真正动力。1914年8月初的*后几小时里，战争看来仍可避免，正如政府中的其他同事一样，丘吉尔希望战争不会发生，虽然这种希望已很渺茫。北海的另一头德国海军元帅冯·铁必制（Von Tirpitz）紧锣密鼓地为战争准备着，丘吉尔也不甘示弱。英国海军在舰队数量上尽量保持和德国一致从而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冯·铁必制也希望通过增加舰队数量来遏制英国对法国的援助，他和他的政治集团相信对法宣战只是迟早的事情。丘吉尔努力通过增加海军装备告诫德国人一旦法国受到威胁，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每个有国防意识的人都清楚德国一旦攻打法国，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将被破坏，英国对岸的法国沿海地区也将被占领，如果这些不幸真正发生，英国人的利益无疑会受到直接影响。自由党政府中的反战派不相信德国会入侵比利时（这些人和保守党反对派在战争爆发前的*后两个月里让丘吉尔非常痛恨），但他们错了。丘吉尔相信战争迟早会发生，他想的一点儿不错，每时每刻他都精心为战争做着准备，当那一天不可避免的到来时他为自己前期的备战努力备感欣慰、自豪，这也使他给持反战态度和全心应对和平事件的自由党人留下了好战的印象。称他为“好战者”既不准确也不公平，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在设法挑起与德国的战争或希望外交部错过避免战争发生的任何机会。酝酿了几年的战争终于一触即发，丘吉尔投入全部热情，相比其他人他更坦率地承认伤亡的必然性，越是大的军事行动，越易带来惨重伤亡。他的果断、坦诚并未赢得战争恐惧者的好评，“好战者”这一称谓显然名不副实，诚实的“战争斗士”可能更为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