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

　　《文学地理学研究》：　　四、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　　文学的地域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这种差别是多种多样的，大而言之，有南北之别和东西之别，小而言之，则有南与北、东与西内部的更多差别。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容易像唐代的魏徵那样，只看到文学的南北之别，而看不到它的东西之别。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中国文化，往往只看到它的南北之别，而看不到它的东西之别。我国自东汉以来的多次的分裂和统一，都是以南北的分治和融合为标志的，由于政治因素的作用，使得中国文化的南北之别有时候大于东西之别。这可能就是人们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别时，往往多提南北之别而少提东西之别的原因。但是，东西之别同样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学术研究，如果只注意南北之别而不注意东西之别，那么文化上的许多问题，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青年学者李浩指出，中国文化的东西之别实际上早于南北之别。“按照传统的中原文化本位论，中国文化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四方辐射，夏商周三代，夏商在山东，周则崛起于关中。”周与商的对峙和冲突，就是东西之间的一种对峙和冲突。及至“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其中秦是从关陇发展起来的，楚以南方的荆楚为大本营，其他五国的势力都在山东，故关中与山东形成长期的军事冲突与文明对峙。一直到汉代，建都关中与山东之争论，山东与山西人才类型之区别，说明东西区分仍有极重要的意义。而此时从整体上讲，江南仍没有进入全面开发期，故东西之分仍优先于南北之分”。李浩认为，即便东晋以来，南北之别日显重要，但仍不能以南北之“北”简单地替代原来东西的概念。一直到唐代，南、北与东西是三足鼎立而非两极对峙。中国的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是首先沿着东西的轴线移动，然后又沿着南北的轴线变化，故山东、关中与江南就构成了坐标轴上的三个参数，而不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三个轴心各自的引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三角形，使文化网络间充满张力。其中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亦既有南北差别也有东西差别。李浩的这个认识是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由于我国地域非常辽阔，地形地貌非常复杂，地理环境多种多样，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即以南北或东西而论，其内部的差别也是不小的。例如齐鲁文化，本是北方文化圈中的一种地域文化，粗看起来是一种品质，细看起来就不难发现，齐文化和鲁文化其实并不一样。齐文化具有滨海工商文化的特点，鲁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内陆型农耕文化。所以讨论文化的地域差别，无论是停留在南北这个层面，还是东西这个层面，都嫌笼统。李浩又指出：“北方区域中的关中、陇右、三晋、河洛、燕赵、齐鲁，南方区域中的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文化圈，其间固有相同一致处，但彼此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对文学的细微深入影响，在文学史研究中涉猎很少。以隋唐文学研究而言，讨论南北文学的差别和统一固有价值，如能同时兼顾东西的对峙与缓和，并进一步深入到江南、关东、关西、代北等不同区域中，探讨其与文学演化的关系，将更有意义。”李浩的这个认识也是正确的。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和班固在写作《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时候，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司马迁在讲到我国境内各主要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物产、民风之差别的时候，并没有把这种差别简单化为东西之别或南北之别。班固在讲到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民风、民歌之差别时，也没有把这种差别简单化为东西之别或南北之别。*早把中国文学的地域之别简单化为南北之别的当是魏征。他的《隋书·文学传序》就是把“江左”的文学和“河朔”的文学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的。这是由于自东晋至隋初，南北政权对峙了近三百年，在他写这篇序的时候，南北的完全统一还不到五十年。在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主要表现为南北之别，而不是东西之别，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地域性，还是停留在魏征的这个认识水平上，只顾南北之别而不顾东西之别，那就没有多少理由可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