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纪实系列: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

歇尔·贝尔蒙特（Michelle Belmont）已经债务缠身，这一切说出来简直令人难堪。但当有人问起的时候，她还是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轻松感——她希望别人知道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的债务就像童年的怪兽一样如影随形，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儿子的日托中心，又或者是在她那一居室的家中，它都穷追不舍。 跟很多人一样，欠债是从学生贷款开始的。一开始是为了去上父母为她选中的本科学校：父母住在佐治亚州，认为上了那所学校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然后是为了攻读她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不久之后，儿子埃蒙（Eamon）降生，她和丈夫又欠了医院超过2万美元。即使是生产和住院这样平常的事，医疗服务的价格也令人咋舌。她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因为埃蒙出生的时候足足有10磅13盎司重，她用了5个小时才把这个小胖子生下来。 “我以为保险会解决这些费用，”米歇尔告诉我，“但是我丈夫买的是很便宜的保险，一分钱一分货。” 债务的阴影还在扩大。埃蒙高烧39度，不得不回到医院。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两年的手术治疗。账单在厨房餐桌上堆积如山。因为害怕医院拒绝后续治疗，米歇尔曾尝试把它们都付清，但后来她就不再打开那些信封了。它们颜色各异，上面用大写字母着重强调着：如果不立即付款，我方将采取法律行动。她仿佛看见自己正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解释自己的账户为何空空如也。她的债务已经达到六位数了，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米歇尔说，夫妇俩在生孩子之前就已经很拮据了，但是“埃蒙出生之后，完全就像疯了一样。以前我们好歹有钱吃饭，但现在就是：‘我们怎么吃饭呢？’我用一张信用卡去还另一张信用卡。我们的工资都不错，但还是交不起房租”。米歇尔·贝尔蒙特正努力保住中产阶级的身份。她希望通过培训提升自己，成为一名高科技图书馆员，以获得稳定的事业和可期的未来。但是培训的花费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的经济状况更加不堪一击了。与此同时，压力接踵而至。贝尔蒙特夫妇住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间不起眼的一居室公寓里，每个月的房租是1300美元。在明尼阿波利斯，人们追求时髦，喜欢所谓中西部现代风格的食品、家具和纺织品。这些对米歇尔来说都意味着日趋高昂的生活成本。到我**次采访她时，他们似乎永远都不可能还清债务了。 “这还得是在没有任何坏事发生的前提下。”米歇尔几乎是笑着说道。 但是坏事难以避免。 **次采访米歇尔的时候，我便对她的烦恼感同身受。那时，我刚刚生下女儿不久。正是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才迅速意识到自己也掉进了中产阶级的下坠旋涡。我女儿出生时*先出来的是脸——他们管这叫枕后位——她的盈盈目光预示着全新的喜悦和恐慌。在她哭声的伴奏下，我们的生活也很快变成了一出反浪漫喜剧。她出生后，我和丈夫为了从天而降的1500美元账单焦虑不堪，历尽辛苦才还完。大部分美国人欠得更多，平均有5000美元。虽然我们没有像这本书中的许多人一样陷入财务危机——部分是因为我们奇迹般地在纽约租到了一间租金稳定的公寓——但我们确实过了几年拮据日子。我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由撰稿人，但到我女儿出生时，这个行业已经无法为包括我们在内的大多数从业者提供稳定的收入，更别提支付日托费用和医院的账单了。我们开始寻找工作时间正常、收入稳定、提供医疗保险的工作。 我的丈夫已经50岁了，事实证明，我们多年来对于自由生活的追求：“做我们所钟爱的事”，终将付出代价。女儿四个月大时，情况变得更糟。一开始，我们雇了一个几乎全职的保姆，我当编辑挣回来的钱大部分都直接给了她。后来，我的收入还流向了我女儿喜欢的波希米亚风格的日托中心（说来好像很矛盾，虽然这些保育人员给予了孩子们积极有爱的照料，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跟许多人遇到的更大困难相比，我们家面对的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我们仍然渴望社会能够提供一张安全网，让我们不至于掉下去。那段时期，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受到惊吓的夜行动物。那些得到政府补贴的日托服务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对于没有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它又能带来多少帮助呢？ *终，我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全职的编辑工作。也许并非巧合，我在一家致力于支持报道不平等现象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担任主管和编辑。机构中的很多记者也经历过相当困难的时期。于是，我开始继续花时间整理和编辑这些故事。两份全职工作让我们家摆脱了掉出中产阶级的危机——至少目前如此。但即使获得了财务安全，我依然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我们已人到中年，却没有提前为这一切做好准备。我觉得自己太幼稚了，但也怀疑在这场游戏中有人作弊抢跑了。我出生长大的城市现在住满了从事金融行业的有钱人，他们跟我不一样，不必为了小小的过失对自己百般斥责。 部分基于这些个人经历，我得出了本书*重要的观点：这不是你的错。感到捉襟见肘、焦虑恐慌并不全是你个人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很关键。尽管某些心理分析和激励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美国生活得不堪重负这个问题不是心灵鸡汤和成功学能解决的。无论是做一份彩色打印的简历，还是喝一杯绿色的排毒养生果汁，都无济于事。这个问题是体制性的。《夹缝生存》*讲述的正是关于这种心理和社会经济困境的故事。夹缝生存的压力源自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我在本书中所说的中产阶级，其定义不只是金钱上的，还与专业技能、教育、愿景、资产和家庭收入都密切相关。根据2016年5月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美国中产阶级指的是2014年家庭年收入在4.2万至12.5万美元的工薪阶层（以三口之家计），占美国家庭的51%。米歇尔·贝尔蒙特一家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正生活在夹缝之中。中产家庭拼命向前奔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发现自己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庞大而充满多样性的圈子，其中包括律师、教授、教师和药剂师等高学历劳动者。这些专业人士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落入如此境地——这个体制似乎抛弃了他们，处处不为他们考虑。你在本书后文中将会看到，鉴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其专业领域日渐兴起，他们的前景可能会更加黯淡。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苦恼——我采访的这对在餐桌旁焦急低语的夫妇恰好证实了这个结果。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之一，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已经比20年前高出了30%。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成本在某些方面已经翻了一番。一个公立大学四年制本科学位——传统的资产阶级入场券——所需的花费已经是1996年的两倍了。医疗健康支出在这20年间也翻了一番。虽然不像教育和医疗这么吓人，但租房也比以前贵多了，更别提买房。与此同时，工会不断式微，雇员权利大幅缩水，养老金??和小额福利不断消失。工作时间不固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让本就费用高昂的儿童托管更加昂贵和难以安排，为家庭凝聚力带来了更多考验。中产阶级的压力还有一部分来自性别偏见。这本书中涉及的很多人都是女性，这并不是巧合。虽然也有别的因素导致这一现象，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身为母亲在职场上是一个劣势。从数据上看，职场妈妈比她们的男同事和未生育的女同事挣得都少。父亲们也受到了伤害：如果他们努力平衡事业和家庭，往往会在工作中被视为“弱者”。如果他们从事传统上以女性为主的护理行业，则也会像女性一样得到“传统”的低薪。无奈的是，现在就业岗位的增长大部分都出现在这些行业。 我把这些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的人称为“中等危险阶级”（the Middle Precariat），比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的“危险阶级”（Precariat）稍微好一点——这个词在六年前首次流行开来，用来描述不断扩大的、依靠低薪和临时的兼职工作维持生活的工人阶级群体，而我所说的“中等危险阶级”只是在收入上比这些人要高一些。危险阶级不断向上扩张，已经开始覆盖传统意义上稳定的资产阶级。这些人相信，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足以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今时不同往日，他们的工作也变得不稳定且充满变数。他们不仅面临短期合同、轮班制和无偿加班，还要做没有报酬的隐性工作：比如大学临时教员在课余时间备课就是无偿的，而那些获得终身教职的同事则不一样。对于中等危险阶级中的有色人种来说，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退休后的保障往往低得多，也更难负担大学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