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努斯的面孔

一份提纲： 诗还有未来吗？（黎衡） 诗，与文、赋、词诸体相对，在中国语言里源远流长。新诗是诗的金蝉脱壳，是对诗的僭越与重塑。百余年前，新诗降生，至少有三重动力： 文学的庶民化，现代主义观念的萌生，生活世界的再造。可惜，庶民化冲动几乎构成诗的悖反，尽管在广场上、革命中、文艺腔的歌词里，似是而非的诗也会一鸣惊人，但更多时候，精英文化不是下沉，只是演变为无限衍生的分众的一项封闭趣味。一天，有个开民宿的朋友问我：“我不知道你们写诗的人有多少？但我知道中国玩摄影的有8000万。”这个提问方式非常有趣，在他看来，写诗与摄影、徒步、组乐队，甚至遛鸟、书法、古玩收藏没有区别。但至少在回应观念的革新与生活世界的再造方面，新诗无疑是对古老技艺的激活，“新”是它的限定，也是它的动力和使命。新诗应当极度敏感于时代，才不至于沦为陈腐的、价值可疑的文类。当然，要非本质主义地去认知所谓“时代”，它不是意识形态或资本逻辑的喧嚣，不是纪年的切分与威权的裁决，毋宁说，它是没有边界的流体，是知识氛围与技术处境的弦外之音，是加速中某种迟缓的气息，它并非未来的仆从，很可能在不断发明传统——与技术进步主义不同，语言是文明的产物，是一个影子的收集者。 流动的汉字与亚洲主义 有一次参加某个在国内城市举办的“国际诗歌节”，主办方要求提供几首被翻译成英语的诗，到了朗诵会现场，我才知道与会的国际友人是几位日本和韩国诗人，并无任何西方人在场。朗诵会之后的小型沙龙上，主办方又要求中日韩三国诗人签下自己的汉字名字，它提示了我们同属“汉字文化圈”，但交流的国际语言是英语。实际上，身在广州，更让我意识到汉字的文言分离特点。广东话、潮汕话、客家话与普通话是彼此无法沟通的四种语言，但汉字的“世界性”正在于它的文言分离。日本的假名与韩国的谚文为追求文言一致而发明方块的表音文字，长期作为汉文的辅助，汉诗传统也长期存在于日本、韩国、越南古代的文人中。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壮字、女书也是汉字文化圈的不同文字变体。 从拉铁摩尔探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重新浮出水面，到葛兆光厘清“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孙歌“寻找亚洲”，与傅斯年那代历史学家于民族危亡之际进行竞争性地历史建构不同，当代以及未来的国人，应更自信、从容、理性地认知我们的历史和文明，才不至于被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所限制。 中国的港澳地区、台湾地区，以及以新马为核心的南洋华人社群，在繁简之间、横排竖排之间、不同的拼音方案之间展示了汉字的诸种可能。虽然汉字使用者主要集中于东亚，但按人口论，绝对人数远超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泰米尔语等语言。 在首尔的国家博物馆，我看到亚洲厅“Asia”下面对应的汉文是“东洋”，这是朝鲜半岛的汉文传统；在东京由安藤忠雄设计的21Design美术馆，我看到的一个昆虫展上，陈列了一面墙的“虫”字旁汉字，日本人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化符号。日本人爱吃鱼，创制了很多“鱼”字旁汉字，现在日本的苹果电脑可以打出160个“鱼”旁汉字，虽然大部分他们自己也不会读。 汉字不仅是世界性的、涵纳多元的语言空间，还被理解为一种与自然同构的原型和符码，《文心雕龙》原道篇开宗明义：“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种知识感觉，在化欧与化古之外，将汉字与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解绑，感知到它的世界性、开放性、可能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我们常常陷于中西的二元思维，而失去了对亚洲的连带感。实际上，拿出一张人民币的纸币，就能看到上面的文字不仅有汉字，还有拉丁化的汉语拼音、壮语，有回鹘式蒙古文、由梵文创制的藏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维吾尔文。中国是一个同时与东亚、西亚、南亚、北亚接壤的广土众民之国，这从货币上的语言文字就可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亚洲主义，是既反对西方中心，也反对中国中心的去中心化，在多元一体的大中国之内，去触摸和发掘多元，在国族之外，去认知汉字传统的世界性和旁逸斜出。也只有在去中心化的意义上，一个中国的或亚洲的世纪才是值得期待的，不是以一种沙文主义取代另一种沙文主义，这当然既需要对传统承继，也要扬弃与再阐释。需要发现周边，发现亚洲。我们聚焦于西方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