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述怀

一、被塞进社科院 1980 年，我的老同学柳树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一份新杂志《潜科学》的主编。杂志社需要一个编辑，他来找我。我当时在一所中学任高中物理教师，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好了，你根本不是专业出身，教什么书？出来给我编杂志吧。”我点了点头，就被调出来了。“潜科学”，顾名思义，就是潜在的可能是科学的东西，需要人们去思辨、探索、认知和不断地碰钉子。我开始学习如何做文字编辑和组稿，当时鼓噪于新闻界的“耳朵听字”的文章，*早就是我去约来的。 一年后，我被调到《中国科技史料》杂志，主编是严昭阿姨。她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我们在紫竹院公园内一间平房办公，我的工作是向北京一些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中老学者约稿。记得我曾去北大访问过中国科学社的老前辈唐钺老，也去找过茅以升等人。不到一年，大概是上面有人不准杂志社用我，我离开了杂志社。严昭在通知我时，顺手似的将一捆纸塞到我手里。我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档案原件。里面有一张我考大学时的审查书，判词是：“父母右派，不准录取。”我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我多年不解之谜是这么一个“政策”。第二天，我回到紫竹院，将全部档案还给严昭。她若无其事地接过去了，给我写了一张工作证明，说我能够胜任编辑工作。 1982 年，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突然来函调我去，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历史研究室的成员。来到四号楼上班，我发现同事们岁数差不多，也多是从中学调来，并非成名人士；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北大历史系或人大历史系毕业的。这可真叫我害怕了。60 年代，我在北师大中文系旁听过，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过，也说“文史不分家”，但与历史学的研究，差距是很大的。这怎么办？退路是没有了，从头再学已经来不及了，混饭吃更不是我所愿。所长赵庚奇待我相当宽容，同事姜伟堂、尚燕生、周雷经常关照我，正如燕生说我的：“你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呀。”我暗自承认，比起受过高校专业训练的人，我是不学无术。但我不甘低人一头，我认为：学了就有术，那么我的后半生就需要不断地求知、认知，才能够学有所成。 我必须尽快找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出路，找到自己能够研究的社会科学课题，找到能够用的文献。要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科学是一个多么大的魔圈呀。社科院一大好处是不用坐班，一周只用去半天，更没有任务布置，我可以冷冷清清、寻寻觅觅，也可以自称用的是“笨鸟先飞”的办法。 我这个笨鸟，首先想到要补点历史学知识。当时的历史学著作，我读不进去，感觉太空，仿佛是从一顶带色的帽子再飞到另一顶变色的帽子。我就改为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有历史实物的地方参观，有空就去，反复多看多问，让脑子里留下一些实物形象，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实物的区别，先秦的、唐朝的、宋朝的、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民国的，一一辨别区分。这样学习的结果，我至少可以在认知上少犯错误。总之，蜻蜓点水而已，不够用，但可以听懂别人的见解，不至出洋相。 1965 年，我在国家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工作，我对中国图书的知识很好奇，请教过馆长范新三、副馆长顾家杰关于图书文献分类的问题。承他们指教，几句话就更让我想学习图书馆学。后来没有机会学了，但现在需要了，我只有补课。我的课堂是在旧书店。80年代中国的书店，那可真是宝藏，清朝至民国时期出版的各门各科的图书堆积如山。北京旧书店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老师傅们，不但具有丰富的图书鉴别知识和能力，而且按照老北京琉璃厂的传统，对读者的服务是从学术的需求角度做到体贴入微。我把当时北京的几个旧书店反复逛遍了，那几位老师傅也就对我青眼相加，经常在我进到书店里，已经捧上一大叠你可能要的书刊，静等你选 择。碰上灯市西口的关师傅、刘师傅，甚至还可以商量定价，选择双方接受的价格。可怜的是，我那时的工资仅有几十元，只有挤下吃饭钱才可能买一点书，因此错过了不少好书。我今天的藏书，很大部分是他们推荐提供的。其中，就包含有近代出版的关于文献学、图书馆学的书刊。这些旧专业书，读起来反倒容易懂，同类书尽管作者观点不同，但我却因此而收获多多，可以从不同视角来看待。 我这个笨鸟，想到在《潜科学》杂志、在《中国科技史料》杂志所学习到的跑腿编辑的经验，应该还是实用的。显然，我接触到的多为科学家和他们的文献，凭着我那一点点物理学知识，凑合可以看懂。我想能不能尝试做科技史的研究工作。我认识几位研究科技史的朋友，但是我现在该向谁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