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法律(从古希腊到二十一世纪)(精)

　　新教原教旨主义者追随他们在第二次大觉醒期间的祖先的脚步，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美国政治中依然活跃。进化论的教学广为流传（1925年斯科普斯的“猴子审判”即其著例），天主教作为全国性政治力量的崛起（民主党于1928年提名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就是典型的例子），性道德和性别角色在1920年代的迅速变化，都让福音派基督徒震惊不已，他们试图改造美国的各大机构，“让它们成为拥护新教和公共道德的一股力量”。然而，尽管他们拥有热情，但他们对美国政治毫无影响力，因为两支主要政党对他们的要求毫无兴趣。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开始日益认同共和党，因为共和党*有可能接受“以新教为基础的政治秩序”。1960年，南方浸信会、北方福音派和独立原教旨主义者罕见地团结一致，试图阻止天主教徒——约翰·F.肯尼迪——当选为总统。不过，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才开始影响共和党议事日程。他们所关注的，是与逐步发展的性别角色、性道德与生育道德展开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是在他们的运动中展现统一的战线以获取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此即所谓的“基督教右派”，它与共和党结盟，齐心协力抵制他们所认为的“女权运动、堕胎、色情作品和同性恋者权利”对美国文化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反对者们渐渐凝聚成一股势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福音派对他们眼中的美国家庭的崩溃忧心忡忡。离婚率成倍增长，未婚生育日益增多，年轻人如今公然罪恶地同居生活，媒体在电影、杂志和电视上越来越多地暗示，单身职业女性像玛丽·泰勒·摩尔秀中的玛丽·理查德一样，也能拥有令人满意的性生活。正如比利·格雷厄姆牧师警告的那样，美国正在面临“一场对婚姻的攻击，世人从未见过此种景象”。他抱怨道，如果这场攻击不停止，美国将就此“终结”。对于他们眼中的美国家庭的消亡，福音派将之特别归咎于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已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取得长足进展：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出版；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获得通过，首次禁止对女性的就业歧视；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成立。六年后，平等权利修正案在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规定“联邦和各州不得基于性别否定或侵犯根据法律所享有的平等权利”。此时，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同等的热情对平等权利修正案表示支持。支持者们期待着修正案能迅速得到使之生效所必需的三十八个州的批准。事实却并非如此。平等权利修正案激起了社会保守派既出人意料又十分狂热的反应，包括很多社会保守派的女性，他们认为，平等权利修正案是对他们的“女性气质观念”和他们所认为的男女必须“畛域分明”的攻击。社会保守派女性不希望与男人“平等”。她们希望维持她们坚定相信的“上帝赋予的性别差异”。几乎就在平等权利修正案在国会获得批准之时，福音派谴责它是“对上帝的冒犯”。菲利斯·施拉夫利是极度保守派律师、活动家、作家和演说家，并可谓是指控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有力的领导者。她创立了“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组织。施拉夫利称，平等权利修正案是泛滥女权主义的象征，“将对修正案的辩论，变成了对'女性解放'的全国性公民投票”。她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反对是超越政治的，是神圣的。施拉夫利笃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支持，宣布她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运动是“神圣的事业”，她是诚心实意的。同时，福音派在反平等权利修正案中的重要发言人贝弗莉-拉哈伊宣布，“真正被圣灵充满的女性，会希望完全服从于她的丈夫”。她创立了“关爱美国妇女”，以“发扬面对女性和家庭的圣经价值观——首先通过祈祷，然后是教育，*终影响我们当选的领袖和社会”。她激励自己的追随者——“真正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人们——“对要毁灭我们的孩子、家庭和宗教自由的人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