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汗青堂丛书115·希波战争: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的战争

**章 大流士与西方 希腊与波斯之间的这场大规模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位于希腊本土的一众蕞尔小邦与正处于巅峰时期且使出全力的波斯帝国之间的冲突—始终是欧洲历史中*引人关注的事件之一。正如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清楚看到的那样（尽管受到了民族优越感和宣传意识的遮蔽），这场冲突就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早的此类争端。一方是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波斯大王，另一方则是志愿参战、训练不足却充满自豪感的独立公民。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薛西斯的士兵是被鞭子赶上战场的；在他的作品中，波斯人一方反复出现鞭打、毁肢和酷刑这样的主题，这值得研究。反观希腊人，他们参战是因为胜利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的战斗是为了保护来之不易而且仍然岌岌可危的自由。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The Persians）创作于萨拉米斯战役结束八年之后，而作者本人是战役亲历者。这部作品的重点与其说是在刻画波斯人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充满夸张荒诞的描述，没有任何希腊人真正理解过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伦理规范—还不如说是埃斯库罗斯向我们展示的使希腊人充满活力的精神和理想。王太后阿托莎是大流士的遗孀，她向王室顾问询问了关于雅典的种种问题，*终提出了关于雅典的权力结构的问题（像她这样的国王遗孀肯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满以为除了必然会有的不同，雅典的权力结构与苏萨宫廷不会有什么两样。 “他们由谁人统治？”她问，“军队由谁人控制？”答复肯定会引来狂热的雅典听众的阵阵掌声：“他们说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或附庸。”在阿托莎看来，这意味着糟糕的无政府状态，而处于非常时期的雅典民众似乎在证实着这样的看法。“那么，”她问道，“他们又怎能抵抗外敌入侵呢？”—必然会出现的一句回问。“就是这样，”顾问告诉她，“他们竟然摧毁了大流士那支气势磅礴的 大军。” 就像大多数雅典爱国者一样，埃斯库罗斯可能夸大了马拉松战役在军事上的意义，但就这场战役对雅典人心理上的影响而言，他的描述并不为过。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卫（ David）击败了歌利亚（ Goliath）。波斯的战争机器虽然是世界级的—自从亚述帝国崩溃之后，就再未出现过如此强大的军队 —但并非天下无敌：这个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在马拉松战役结束十年之后，当希腊面临着一次规模大到使此前的马拉松登陆战就像是小规模边境冲突的入侵之时，关于胜利的记忆仍然能激励着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们继续战斗。只要稍微理性思考一下，这样的顽抗就完全是疯狂之举。那些认为自己是目光长远的现实主义者的人 —包括德尔斐神庙的祭司、希腊北部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的几乎所有领袖—就像 1940年的法国维希政客们那样，都认为抵抗毫无希望，而合作才是应对波斯威胁的合理答案。从逻辑上来看，他们的看法非常正确。但是，人类精神*终并不是靠逻辑理性 —地米斯托克利和丘吉尔都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战胜可怕命运而赢得伟大胜利的。光凭理性，远远不够。 约公元前 6世纪中叶，正当波斯征服者居鲁士席卷爱奥尼亚的前夜，米利都的福西里德（ Phocylides of Miletus）写道：“一个有序生活在高地上的小城邦要强于一个愚蠢的尼尼微。”尽管爱奥尼亚陷落了，而米利都与入侵者签订了协议 —爱奥尼亚诸城里仅有的一个，但从长远来看，福西里德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当我们研究希波战争时，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绝对真理。近年来，由于东方学者和考古学家的杰出工作，我们对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波斯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已有认知。今天，我们必须带着更深的洞察力和更少的先入偏见去评价大流士、薛西斯和他们的文明，头脑开放如希罗多德这样的探询者可能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偏见。我们的图景不应再是希腊见证人的那种排外的诋毁：我们现在应该警惕的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过度热情。 那些天生倾向于权威主义的人可能会喜欢阿契美尼德帝国，而正是他们喜欢它的理由使希腊人坚持反对它：一元化（并不总能保持效率）的政府管理、神权专制主义、缺乏政治反对派（只有偶尔爆发的血腥宫廷政变）、总督们对行省的散漫管理（只要他们的臣民不制造麻烦而且定期缴税）。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甚至曾说，假如希腊人输掉希波战争，对他们会更好：强制推行的统一与和平很可能会使他们不再将精力分散在无休无止的荒唐混战（和注定失败的地方本位主义）上，从而就不会等到将来被一股脑纳入奥古斯都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 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的是，政治与思想自由以及宪政国家—无论单独来看是多么低效和腐败—的全部概念都取决于一件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希腊人决定起来抵抗东方式的王权专制主义，并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现代欧洲并没有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什么遗产。我们可以羡慕他们那威风凛凛但令人感到压抑的建筑，并带着某种敬畏感凝视 —从匍匐在地的视角看—波斯波利斯的觐见大厅（ apadana）及其炫目的浮雕。可是，对我们而言，制造这些东西的文明却像阿兹特克文明一样陌生，原因也相差无几。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波斯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它对人类的一项永恒贡献就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与迦太基类似，它的文化基本处于静止状态，主要致力于维持现有的神权统治，敌视任何形式的创造和创新。 与这种一元化制度相比，希腊人的成就显得更为突出，简直就是无法解释的奇迹。民主政制在梭伦时代之后的城邦中诞生，并在希波战争以及随后的五十年内发展至顶峰，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事实远非如此。自由的科学研究、自由的政治辩论、一年一任的行政官员、由多数票决定的决策制度—所有这些事物都迥然相异于希腊人不得不交往的任何一个主流文明的全部思维模式。无论如何产生，无论出于何种自私动机或者其他有争议的动机，只要考虑到这样的背景，他们的成就就会显得更加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