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传

　　《海德格尔传（张祥龙文集第2卷）》：　　1915年之前，还几乎看不到海德格尔要脱开天主教影响圈子的倾向。四年之后，就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其中的缘由何在？简单说来，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海德格尔多年来从经济上受到与教会紧密相关的基金会的资助，但这种受意识形态规范的受惠人的地位是难受的，特别是在他面临危机，无法满足这些规范时，就更是如此。两次心脏病问题使他在追求成为天主教神父的道路上一再受挫，而且面临失去资助而无法求学的危险。新找到的资助还是带有意识形态上的附加条款，甚至要求他定期去表白自己的忠诚，而这对于一位有天赋的、独立意识极强的、充满生存冲动力的年轻人来讲就显得是一种屈辱或讨厌的东西。他的一些*痛苦经历都与天主教势力对一位候选者的要求有关。其次，梵蒂冈对于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们的思想训诫在海德格尔这里也只会起反作用。　　再有，从1911年开始，海德格尔逐渐受到历史学教授、哲学系的头面人物芬克教授的赏识和“保护”。芬克属于天主教圈子中人，也想将海德格尔这位有希望的年轻人栽培成一位天主教哲学家。为此，他给海德格尔提过不少有一定强迫力的建议，比如教职论文应与哲学史，特别是经院哲学史上的人物有关，他的求职策略应是怎样的，等等。同时，还给他以某种许诺，即在他获得教职资格后，帮他谋求弗莱堡大学天主教哲学教授的职位。这种许诺也许过高了，因为海德格尔毕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不满30岁的年轻人。然而，一旦这许诺变成空话，而许诺者也没有完全尽力而为，相信它的人就有被欺骗之感。事实也正是如此。里克尔特离去后空下的教职既未授予代课教师克里勃斯，也未给海德格尔，而是于1916年授予了那时“*杰出的学者和教师”（芬克语）胡塞尔。而且，同时讨论的另一个任命（接替施耐德的职位）也排除了海德格尔，使他连副教授也没有做成。由系里决定的对于候选人的专业要求明显不利于海德格尔。*后，此职位给了只拿它当过渡跳板的盖色（Geyser）教授。结果是，海德格尔受了伤害，给芬克写了一封抱怨的信，而芬克只能在回信中做一番并无实效的抚慰。　　第三，也是*重要的，海德格尔本人的性格和思想倾向与天主教的规范从根本上就不相容。这是位只认同实际生活本身的、原创型的思想者，越来越深地受到胡塞尔重体验的现象学、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克尔恺郭尔、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以至于在求职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流露出了对梵蒂冈和天主教教会控制人的做法的不满；而这也就促使芬克对他产生了怀疑，以致撤回支持。在这种局面下，海德格尔很自然地转向新来的，而且与他有真正的思想沟通的胡塞尔，以寻求新的学术结盟及某种意义上的保护和帮助。从后来的效果看，这一结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现实的求职问题上都结出了硕果。不过，我们也已说到，它*终还是破裂了。海德格尔既不认同于天主教的学术圈子，也不能融于比较自由化的知识分子，甚至他后来与雅斯贝尔斯的友谊也以悲剧结束。这是一个孤独的人，起码就他那一辈人和他所处的德国学术环境而言是这样。　　胡塞尔在海德格尔的宗教转向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胡塞尔模糊地属于新教的或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术圈子，它是当时德国哲学界的主流。在这个圈子里，“受束缚的天主教哲学家”是个带贬义的概念，意味着学术上的不纯粹、不严格和低质量。1917年10月，马堡大学（那里新教占绝对优势）哲学系头面人物那托普（Natorp）写信给胡塞尔了解海德格尔的情况，以便考虑是否聘请他任该系的副教授。胡塞尔那时与海德格尔的学术接触还不深，而且只凭表面印象，认为后者还“在我的同事芬克，即我们的‘常任天主教历史学家’的保护之下”（胡塞尔回信中语）。这种话写在给那托普的信中就不利于海德格尔。不过，胡塞尔也注意到并在给那托普的回信中提到海德格尔新近与一位女新教徒结婚；“就我所知，她还没有改宗为天主教徒”。此外，胡塞尔虽未从学术上对海德格尔说否定性的话，但还是认为他“缺少成熟性”。结果自然是，海德格尔没有被马堡大学接受。然而，从1917年至1918年冬季开始，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实际上，胡塞尔在这之后，一直到1928年，都是海德格尔事业上的“父亲般的朋友”和支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