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精)

剪刀、浆糊和民族志畅销书 1517 年，一位名叫约翰内斯·伯姆［Johannes Böhm，也称“约翰· 博墨斯（Johann Boemus）”］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开始创作一本书：一部全方位记载非洲、亚洲和欧洲风土人情的民族志。这位造诣平平的学者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都一窍不通。他居住在位于神圣罗帝国腹地的帝国自由城市乌尔姆（Ulm），在那里担任条顿骑士团的随营教士，旅行经历也不算丰富。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题目：《天下诸民的风俗、律法和仪式》（Omnium gentium mores, leges et ritus）。 然而，它离“全方位”还差得远呢。在伯姆动笔时，欧洲人的枪炮和病菌已经开始摧毁美洲的社会群体，但他的专著对美洲社会只字未提。他只探讨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所了解的三块大陆。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依然广受各地读者欢迎。1525 年，杰出的纽伦堡学者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从《天下诸民的风俗、律法和仪式》中抄录了关于英格兰、爱尔兰、西班牙、法兰西、阿比西尼亚和其他许多国度的描述。稍作编辑和删减后，皮克海默将这些文字作为新版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图的附注，收入一部由其编辑出版且印刷精美的鸿篇巨制，即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中。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多次重印了伯姆的这部拉丁文作品。它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成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民族志文献中的经典著作，还出现了好些增补版本。为什么这部内容概括、在出版之日便显陈腐过时的摘要汇编能成为畅销书呢？ 现代学者认为，原因在于伯姆的写作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与其组织架构一样传统。伯姆告诉自己的出版商西格蒙德·格林（Siegmund Grimm），他用三年时间“从许多成就斐然的作家那里”系统地收集素材。这正是其作品赢得盛誉的主要原因。此书值得信赖，因为它所依据的是*优质的原始资料。伯姆在其撰写的序言中具体阐明了这一点。在序言里，他将这部作品描述为一份训练如何熟练运用剪刀加浆糊的习作。 诸位史学的行家啊，得闲时，我四处收集值得注意的各民族风俗、仪式和律法，以及其所居之地的情况，并在笔记本里一一记下。这些文字零散见于古今学者之作，古有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贝若苏、斯特拉波、索利努斯、蓬佩尤斯 · 特洛古斯、托勒密、普林尼、科尔奈利乌斯 · 塔西佗、非洲的狄奥尼修斯、庞波尼乌斯 · 梅拉、恺撒和约瑟夫斯，今有樊尚、后成为教宗庇护二世的埃尼亚 · 西尔维奥、安东尼奥 · 萨贝利科、约翰内斯 · 瑙克雷奥斯、安布罗吉奥 · 卡莱皮诺以及《丰饶之角》的作者尼科洛 · 佩罗蒂和其他诸多知名作家。本书将上述名家之作汇于一处，以便诸位按需取用，随时翻看。 伯姆以自信且自豪的笔调将自己的作品定性为从早前作者文章中摘录的片段拼凑而成的合集。书中向读者介绍的知识皆有出处和典故，他将此视为该书的主要卖点。这位自豪的作者并非孤例：他的友人们同样认为，从权威著作中精心遴选文本，加以系统编排，由此汇成的合集就是一本不错的书。在伯姆的序言之前，是他的朋友们创作的拉丁文短诗。他们重点强调他“从诸位作者的书中”抄录素材所耗费的“巨大心血”。全书*后还附有另一位学者安德烈亚斯·阿尔塔默（Andreas Althamer）的书信。他称这部作品是“吾友伯姆从众多古典作家处抄录所得”。大部分近代读者在介绍伯姆这本书时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述。 伯姆称，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这种引经据典的传统写作方法，而不是近期的旅行见闻作家所采用的主要以亲眼所见为依据的方法。伯姆在序言部分写给格林的信中指出，他这位出版商专精于“异国异族”领域的文献。此前一年，格林刚刚刊印了马切伊·米霍维塔（Maciej Mieochwita）的专著《论两大萨尔马提亚》（On the Two Sarmatias）和卢多维科·迪·瓦尔泰马（Ludvico di Varthema）的著作《论南部诸民》（On the Southern Peoples），这两部近期问世的作品描绘了基督教世界此前知之甚少的世界。伯姆认为，刊印扎实可靠的旅行文学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业务，对于从事政府工作的人尤为重要。从未离开过家族领地的人无法得到精英显贵的重视；反之，了解世界的人则立身扬名，被尊为见多识广的权威：“他们打算做的或实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到所有人的拥护和爱戴，仿佛神谕一般。” 一个人可以通过旅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但也可以通过系统的阅读来获得。 而这正是症结所在。读者需要格林出版的是可信的文本，“而不是不足为信的江湖骗子和浪迹四方的乞丐的作品，这些人说谎成性、满口胡言、恬不知耻，只为沽名钓誉、赢得大众的欣赏”。他们的谎言让谨慎的读者对所有探讨异域的作家都失去了信任。但伯姆却可以为这样的读者群体效劳：他能提供对世界各地风土和文化的全景式概述，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因足够古老而值得信任——显然，瓦尔泰马关于中东和南非的引发争论的生动记载（主要以**手经验为基础）不够古老，伯姆没有摘选。伯姆的读者和他一样，对关于欧洲之外的世界的新知识视而不见，刻意回避潜在的挑战。 伯姆及伙伴对其写作实践的描述与法国漫画《高卢英雄历险记》（Astérix the Gaul）中虚构的小村鱼贩奥德哈法贝提克斯（Ordralphabétix）惊人的相似。奥德哈法贝提克斯坚决不肯销售从附近海域捕捞的鲜鱼，只贩卖巴黎批发商运给他的货色。但是二者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高卢人的鱼臭气熏天，腥臭味引发了争执。与之相反，伯姆摘录的古旧文本却像鲜花招来蜜蜂一样吸引读者。显而易见，在 16 世纪打造畅销书不仅要用剪刀和浆糊构建起内容，还要花心思让潜在的买家知道作者是这样做的——利用闲暇时光、耗费数年心血剪贴摘录。 事实上，同许多作者一样，伯姆对自己作品的描述有误。它绝不仅仅是由不同文本选段简单拼凑出的剪贴本，而书中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其写作方法一样与“传统”相距甚远。而这正是伯姆其人其书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本书收录了九篇关于15~18 世纪西欧学术作者身份的主题研究。这些研究对失传的写作和出版方式予以还原，探究阅读、写作和印刷的物质因素是如何影响文本及其接受方式的。观察伯姆在阅读、摘抄和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原始资料，进而使之发生质变，能帮助我们确定和追踪由此引出的一系列更广泛的疑问。 “我在写一本书”，这话很容易引人遐想。我们脑中立刻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写作者在舒适的书房、惬意的咖啡馆或凄冷的阁楼里孤独地创作。但我们将在本书中发现，这些画面全都不符合本书主角——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实际情况。他们的学术生涯带来的是抽筋的双手和酸痛佝偻的腰背。无论在羽毛笔的时代还是笔记本电脑的时代，阅读与书写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读者往往与作者一样，手握羽毛笔，一边阅读一边在页边空白处与文中的内容积极互动，或者热切地摘抄选段，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用。作者往往兼具“缮写者（copyist）”和“创作者（composer）”的身份，他们冥思苦想，不是为了求新，而是为了以微妙且有力的方式重新塑造自己读到的内容，让古代作者讲授自己所处时代的道理。创作一本书需要持续数小时的体力劳动，聚精会神、咬紧牙关。读通别人创作的书也是如此。在很多时候，作者们*具创意的理念和实践并非诞生于寂静的书房，而是出自在计算机时代看起来让人精疲力竭的孜孜不倦的劳动。 另外，此类劳动大多不是独自一人完成的。人文主义者沉浸在与古代和近代文献的精神对话里，在对话中学到至关重要的教诲，但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在实践中，作者还要与“校对者（corrector）”和“排字工（compositor）”合作，由他们将手写文本转化为印刷书籍。哪怕是*遗世独立的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也要掌握阅读和书写所必需的技艺。而某些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知识创新——比如校勘学和古文字学的形式化方法——也是在缮写者和印刷工任务繁重的工场中逐渐成形的，这些工场不仅面临截止期限的压力，还要面对工匠们要求上岗工作的诉求。换言之，作家和读者的世界比我们今日所认为的更加社会化，与手工技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对于伯姆的案例所引出的若干课题，本书各章节将从时间、空间和知识等诸多层面逐一进行深入探究。 校对者的任务 校对者和阅读者究竟要做哪些工作呢？一些大型工场的账本留存至今，为我们提供了**手资料。举例来说，弗罗本—埃皮斯科皮厄斯商号（Froben and Episcopius fi rms）幸存的细账记录着 1557~1564 年支付给员工的薪酬。每份雇员名单都以一名校对或“修订人员（castigator）”开头：这些识文断字的雇员姓名出现在排字工和印制工之前，显然证明他们拥有一定的地位，高于只凭双手工作的人。另外，每份名单里还有一名朗读者，其薪酬通常是校对者的一半或更少。这些账本再次为茨温格的图表提供了佐证，也对其有所补充。有些文书中还提到，某位校对者或阅读者也靠其他劳动来获得报酬。举例来说，1560 年 3 月，朗读者利奥德加里乌斯· 里马尔杜斯（Leodegarius Grymaldus）的酬劳包含阅读和另外两项有明确记载的任务：①编制索引；②校对一篇阿格里科拉（Agricola）关于金属的论著的法文译本。1563 年 3 月，巴托洛梅乌斯·瓦罗勒（Bartholomaeus Varolle）薪酬的支付项目既包括校对，也包括为一份 13 世纪的法律文本，即纪尧姆·杜兰的《法官镜鉴》（Speculum iuris）制备范本或复本，并为这部作品编制索引。 珀西·辛普森（Percy Simpson）在其蔚为可观的大作《16、17、18 世纪的审校》（Proof-Reading in the Sixteenth,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中详尽介绍了校对者的各项任务。遗憾的是，这本书也令读者困惑不已，因为从标题来看，这部广泛收集材料的大部头著作所探讨的似乎仅是审校这一个课题。从鲁道夫·瓦克纳格尔（Rudolf Wackernagel）到芭芭拉·哈尔伯恩（Barbara Halporn），再到爱德华·马隆（Edward Malone）， 诸位印刷学家都强调， *能准确翻译“ 校对者（corrector）”一词内涵的现代术语并不是这个词在英语或其他语言中所对应的派生词，而是“印刷专门从业者（print professional）”这样更笼统的术语。只要我们从一般性的描述转向其他形式的证据，立刻就会发现他们的强调是正确的。诚然，校对者的薪酬首先来自审校或修订校样。但其他人（尤其是作者）也会从事这项工作。比如，维吉里乌斯·祖伊谢穆斯就曾告诉友人维亚达：他要在巴塞尔待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关于查士丁尼《法学总论》（Institutes）的评注将被送到印社，以便他亲自校对纸样。 但是，校对者还会做许多别的工作。除了校样，他们也校对作者提供的底稿，尽己所能地寻找并纠正拼写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他们拟订扉页、目录、章节标题和索引，将文本分成若干章节，为读者提供便利。这种操作模式在许多行业中都屡见不鲜。方济会修士康拉德·佩利坎（Conrad Pellikan）是一位校对专家，曾供职于阿默巴赫印社和弗罗本印社，此人在约翰·阿默巴赫（Johann Amerbach）的印社迈出了印刷专门从业者的**步：原本为阿默巴赫准备奥古斯丁作品复本的另一位修士弗朗茨·维勒（Franz Wyler）被调离巴塞尔，佩利坎便顶了他的空缺。“是他来找我的，”佩利坎回忆道，“当时我还年轻，但非常刻苦。他请我去替代被调走的那个人。我需要将余下尚未分节的奥古斯丁作品分成数章，并为每一章写一段简短的概述。”他声称接受这项任务并非己愿，但*终却引以为豪，甚至在阿默巴赫赠予他的成书中还标出了由他编辑后交给排字工的段落。 换言之，作为职业校对人员，佩利坎辉煌职业生涯的**步是编辑复本，而不是校对校样。后来，他成了编制索引的专家。*终，他将在印刷工场中处理信息的技巧应用到苏黎世的图书馆中，在那里编制书目。不过，他在阿默巴赫和其他印社也以严格意义上的“校对者”身份工作。佩利坎在回顾过去时明确表示，他通过观摩大师的工作，学习大师的技法和标准来掌握这门手艺的精髓：“阿默巴赫其人学识渊博，又异常勤勉。他在书本校对上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精力，总有 2~3 位阅读者从旁协助，每人审读一份复本，以免因疏忽而错过书中的任何差错。任何仔细观察他出版过程的人都会发现，如果一个单词印错了，他宁愿从头开始一整天的工作，不惜为此付出代价。” 有些校对者同时创制文本和副文本 ，其身份相当于今日所谓的内容提供者。1512 年，亨利·艾蒂安（Henri Estienne）准备刊印一部古老的书籍，即由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创作，后由圣哲罗姆译为拉丁文的《世界编年史》（World Chronicle）——这类古籍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多受欢迎，现在就被遗忘得有多彻底。这部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著作以平行表格的形式展现了 19 个古文明的历史，时间跨度从亚伯拉罕时代直至尤西比乌斯本人所处的公元 300 年前后。统治者的名单划分出历史进程中的节点和分野，展现古代诸国的兴衰，直至只剩下罗马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后只剩下罗马帝国及时将世界统一起来，好让救世主的信息普照世间的所有子民。在写满名字的长长纵列间，简短的注释标出了相应时间段内的名人生平以及所有发明创造，从三列桨座战船到悲剧不一而足。这本书不仅提供了有关诸国和城市的关键信息，也在虽说复杂但引人入胜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关于文化史的关键信息。圣哲罗姆将此书译为拉丁文，并将时间线延长至尤西比乌斯之后的一个世纪：尤西比乌斯的叙事在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登基并皈依基督教的高潮中戛然而止，而圣哲罗姆则将罗马文献融入其中，一直写到自己所处的那个相对混乱的年代。奥古斯丁在论述“过去的形态”及“犹太人的著作高于异教徒的著作”等话题时，曾利用尤西比乌斯和圣哲罗姆著作中的内容组织论点。 近千年之后，这部著作依然实用且颇受欢迎。弗兰齐斯科 · 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手中的那本（今已佚失）写满了自己的批注。在中世纪时期及之后，一位又一位作家不断为这部作品增添各自时代的内容，他们撰写的补编将帝王与主教的历史又延长了好几个世纪。 艾蒂安希望为他编辑的这一版《世界编年史》再增添几分价值。他的一名校对者让·德·穆沃（Jehan de Mouveaux）编制了一份详细的索引——虽未明说，但这份索引是根据一份早期版本改编而成的。此举彻底改变了这本书。这部作品原本采用线性的时间线设计，以便写本时代的读者查阅，并满足读者按年份和纪元追踪历史进程的愿望；现在，它摇身一变，成了可供读者以多种方式交叉比对阅读的数据库。穆沃也对书本内容加以更新。他从*受欢迎的 15 世纪世界编年史著作，维尔纳·劳尔温克（Werner Rolewinck）的《时间的纤维》（Fasciculustemporum）的新版中获取了大量信息，编集出一份补编。穆沃的亲笔手稿得以保存下来，正如彼得·韦（Peter Way）所言，他的手稿是艾蒂安版《世界编年史》*后几页的基础。 艾蒂安是位一丝不苟的印刷商。他雇了 10 名校对者，还根据传统将自己编辑的希腊文校样复本挂在印社门外，悬赏让人挑错。尽管印刷工和校对者对这一版《世界编年史》十分尽心，但其中仍有瑕疵。穆沃抄录了一段描述神迹从天而降，“像耶稣的十字架一样（instar dominicae crucis）”落在人衣服上的文字。匆忙中，穆沃将“instar”笔误成了“instas”，后者是一个不存在的拼写。在确保文本从头到尾通顺的压力下，阅读这份补编的排字工（也可能是另一位校对者）试图修正这处错误。然而，他将“instas”一句改成了与原稿相去甚远的“iustas dominicae crucis”，这几个单词的拼写都正确，但组合在一起却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与文档所揭示的制书过程相比，这些错误不算什么。这样一版书需要不止一名校对者参与工作。虽然穆沃提供了底稿，但显然还有其他人来修订校样，因为经过印刷，穆沃初稿中的很多单元音都被换成了双元音，这表明有一位接受过更古典教育的校对者参与了工作，而且他与穆沃一样，在排字工开始排活字前就完成了这些改动。 *后，校对者有时还要充当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中间人。特奥多尔·珀尔曼（Theodor Poelman）便是其中一例。他并非克里斯托夫 · 普朗坦（Christophe Plantin）手下负责书籍校对的职员（到了 17 世纪，这些职员的后继者在普朗坦印社工作的地方依然被称作“校对室”）。他的基本收入靠做漂洗工获得，在安特卫普的支柱产业纺织业中从事布匹精加工行业。但是，珀尔曼为普朗坦校对过许多古典文本，表现出难得一见的利落与精确，这表明他深得那位组织有序的堪称传奇的出版商的真传。在为 1589 年版卢坎（Lucan）著作所写的评注中，他在引用自己读过的写本时以所有者姓名的首字母缩写指代相应的版本，而不是指出所有者的全名，这种引用写本的方式在 19 世纪后成了标准操作。 珀尔曼的同时代人显然将他视为普朗坦的一名校对者，因为普朗坦出版的某些书的封底推荐语称赞了珀尔曼的工作。普朗坦档案馆中现存的文档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看法正确无误。在普朗坦同意出版一位诗人的作品后，珀尔曼在致这位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某些段落的页边空白处作了标记，这些地方我读不懂；如果您能解释给我听，我将不胜感激。”他还提出了一套被他称为根据“*优秀学者的权威”制定的拼写规范建议，其中解释了他删除诗人页边注的原因，因为“印刷书本的页边距很窄，删去页边注可为大家留出自由书写的空间”。 尽管实质可能不同，但这些意见已从形式上勾勒出了今日的文稿编辑所从事的沟通工作的轮廓。当远在西班牙的安德烈·肖特（André Schott）发现，在他编辑的塞克斯特斯·奥列里乌斯·维克多（Sextus Aurelius Victor）的作品中，排字工根据他的校对意见进行修订后仍有三个多余的字母时，他选择向珀尔曼求助。序言中的这处错误非常明显，甚至让人大惊失色。肖特形容，自己发现这处错误的感受好似遭遇了一场海难：原本应当流畅平顺的阅读体验猛然被粗暴地打断。他写道：珀尔曼必定能说服普朗坦，让后者相信那是印刷工的失误，他也一定会纠正他们的错误。可惜，抑或是这封信姗姗来迟，抑或是普朗坦对信中的恳求充耳不闻，总之那些错误并未得到纠正。安妮·戈德加（Anne Goldgar）早就提出，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的校对者所需完成的事项中有很多都是现代的“统筹编辑（desk editor）”或“文稿代理人（literary agent）”的工作。印刷工场的种种证据清楚地表明，这些实践在更早以前即已存在。事实上，它们在印刷诞生后不久便出现了。 校对者似乎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是一种因印刷而诞生的现象，是在印刷创造的全新书籍之城中土生土长的稚子。显而易见，是新技艺创造了新任务。印刷商在市场上有许多竞争对手。他或她必须证明自己的某一特定产品优于竞争对手。于是，他们很快作出决断，方法之一便是在书末版权页（后来是在扉页）强调：本书文本已经过博学之人的校对。在意大利和德意志，15 世纪印刷的书籍均承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文本，而且是经过特定学者“勤勉修订”、“谨慎修订和审阅”或者“*为勤勉和精准地审阅”的文本。雇用别人来校对文本——许多不曾请人校对文稿的印刷商也声称这样做了——是一种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合理且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