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政——以正治国与以德化民

梁漱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①作为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卓越的文化巨人，孔子上承五帝时代至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中国两千余年思想文化之正统。他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怎么评估和期望都不能视为过分。他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经过两千余年的春风化雨，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潜移默化成为国人的生命，熔铸成为一个民族的品质，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薪火相传，代代承继。 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度里，自汉以后，因为政府的倡导，夫子大道逐渐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普遍接受，成为人间秩序的维护者，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孔子就像一束光，穿透夜空，如日月经天。他用自己的修为、努力、奉献与智慧给世人指出了修行的法门。 孟子将孔子对华夏文明的贡献视同平治大洪水的大禹、为天下万民立规矩的周公。 然而，孔子的形象，经过两千多年来世人的不断改变与塑造，至今已经面目全非，真可谓是千人千面。政治家从中读出了治国安邦的智慧，哲学家从中读出了天人相谐的文化命题，教育家从中读出了有教无类的仁爱理念，伦理家从中读出了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愫，历史家从中读出了家国同构的大一统模式，进取者从中读出了自强不息、奋发上进的积极人生。 李大钊说：“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①李大钊将孔子分成“实在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这种分法倒是颇有几分趣味，笔者比较赞同。下面，简单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食人间烟火的孔子 真实的孔子，早年坎坷而苦难，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青少年时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孔子说他“十五有志于学”。经过刻苦努力，实现了“三十而立”。因为从政的机缘一直未至，于是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之路，即开办私人学堂，开始收徒讲学，机缘巧合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早*成功的教育家。三十五岁那年，“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①齐景公本欲打算重用孔子，但在晏婴等权臣的反对下作罢。在齐三年，孔子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引起了齐国一些掌权人物的忌惮，他们“欲加害孔子”，孔子空梦一场，匆忙离齐返鲁，这是孔子的**次求仕。从齐国回到鲁国后，孔子继续收徒办学。因为在齐求仕的挫折，此后好多年，孔子没有再从事任何实际求仕的政治活动，而是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直到“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宝贵的岁月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潜心做学问上面。孔子五十岁那年，终于等到了出山从政的机会。“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②孔子在鲁国为官期间，相鲁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挫败齐国的阴谋，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做大司寇，杀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后，在集权公室的斗争中，孔子“堕三都”计划失败。因为失去了鲁国掌权贵族的支持，孔子被迫离鲁出走，这一年，孔子已经五十五岁。此后，孔子师徒在外流亡十四年，辗转各国，希望得到诸侯见用，可现实却是到处碰壁。在郁郁不得志的奔波碰壁中，孔子很快就过了“耳顺”之年。六十八岁那年，孔子才被鲁国掌权者季康子允许而返回鲁国。晚年的孔子，没有再去谋求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具体职务，而是将自己身心全部沉浸于授徒讲学和整理编辑“六艺”之中，真正达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给后人留下了读《易》而韦编三绝等千古佳话。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