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进化思维的塑造者

**章 达尔文其人 达尔文的机遇 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是19 世纪中期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植物学教授。如果不是他在机缘巧合下做的某个决定，你很可能没有机会读到眼前这本书。亨斯洛原本获得“小猎犬”号（Beagle）的邀请，作为随船博物学家，随“小猎犬”号出海，完成一次为期五年的环球航行。随船博物学家*主要的工作是充当船长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的旅伴，与船长高谈阔论。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搜集航行途中发现的有科学价值的岩石、化石及动植物标本—— 这些珍贵的岩石、化石及动植物标本有助于加深和丰富科学家对自然界的理解。亨斯洛理所当然是这一职位的理想人选，可是他实在不愿与家人分离如此之久，于是他推荐了一个年轻的毕业生代替自己，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主角—— 达尔文（Charles Darwin）。毫无疑问，正是达尔文获得的这次航行机会，使得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跨越了重要一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亨斯洛做的这个决定改变了自然界在我们脑中的样貌—— 你此刻阅读的这本书正是关乎这一主题的。达尔文曾差点错失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理论，也一度错失搭上“小猎犬”号的机会。有趣的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发生对的事—— 这正是达尔文学说中反复出现的论点。在以下各章中，你会对此越来越熟悉。不过，在系统探索达尔文的思想前，我们需要先了解达尔文的成长史。 达尔文的成长史 1809 年2 月12 日，达尔文出生在一座可以俯瞰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 的半山庄园。他的父亲罗伯特· 达尔文（Robert Darwin） 是一名富裕的庄园主， 也是一位医学家。母亲韦奇伍德（Susanna Wedgewood）来自著名的陶瓷世家—— 韦奇伍德家族，她为原本就经济可观的达尔文家族又带来25000 英镑的财富。毫无疑义，达尔文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中长大。事实上，达尔文终其一生都没有为了收入辛苦打拼过，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发展自己的博物学爱好，将生命中的大把时间用于观察、沉思和开展实验。另外，达尔文之所以能登上“小猎犬”号，其实也与他的家庭财产状况密不可分，“小猎犬”号确实需要一位经济宽裕的绅士作为船长的旅伴，因为这个角色在船上的一切开销都要自掏腰包。 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位极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不仅因为他193 厘米高和152 千克重的魁梧身材，还因为他的事业成就斐然。由于在视觉研究方面的贡献，达尔文的父亲于1788 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身宽体胖，健康地活到了80 多岁，非常幸运地见证了儿子航海归来后蒸蒸日上的科学事业。达尔文的母亲在达尔文只有8 岁时就早逝了，因此达尔文主要由三个姐姐照料长大。正如许多传记作家所描绘的，达尔文母亲的早逝和父亲傲慢专制的作风，使得达尔文形成害羞、退缩、不合群、好奇心强、喜欢沉思的性格，而这些性格使他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望。年轻的达尔文当然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不过事实证明，他走了不少弯路。在当地中学读书时，达尔文成绩平平，为了继承家族的医学事业，他中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可惜，此时的达尔文不但行为懒散，还有恶心呕吐的毛病（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医疗条件，在达尔文那个时代，外科手术是不实施麻醉的），于是打猎与喝酒成为他*主要的日常事务。就这样游荡了两年后，达尔文终于离开爱丁堡大学，垂头丧气地回家了。他坦诚地告诉父亲，自己在医学征程上一败涂地。不过，事后看来，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并没有完全虚掷光阴，在动物学老师格兰特（Robert Grant）的指导下，他接触了许多关于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知识。达尔文回到什鲁斯伯里后，达尔文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并不适合在医学领域为家族开疆拓土，也深深担忧达尔文继续无谓地耗费时间与金钱，此时他打定主意，认为做牧师是儿子*好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不情不愿地学习，达尔文通过了剑桥大学文学学士的入学考试（获得文学学士是当时担任神职的先决条件）。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虽然对神学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充分利用了剑桥大学在博物学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上文提及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和地质学家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19 世纪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绅士，他几乎研究了所有之前无人触及而他自己颇感兴趣的问题）对达尔文进行了专业的指导。*终，达尔文顺利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他的成绩在同年级178 名学生中排名第十，获得了一笔奖学金。 达尔文与神职 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达尔文对于担任神职持欣然接受的态度。这可以从达尔文的书信中找到答案：一方面，此时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疑神论者（事实上，达尔文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他认为乡村牧师的工作可以让他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发展自己的博物学兴趣。考虑到达尔文的成长背景以及他在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时有幸结识博物学启蒙者的经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即使成为牧师，达尔文在闲暇时也会撰写并出版自己的博物学专著，这并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但我们真的想象不出，如果亨斯洛没有选择陪伴家人，而是选择随“小猎犬”号出航，那么达尔文是否依然能对进化思想做出如此非凡卓越的贡献？无论如何，在刚刚毕业的那个夏天，达尔文可以暂时免于宗教事务，陪同塞奇威克完成一次跨越威尔士的地质考察旅行。回到家中的半山庄园后，达尔文收到一封来自剑桥大学导师皮科克（George Peacock）的信，（在亨斯洛的推荐下）邀请他跟随菲茨罗伊船长乘坐“小猎犬”号航行。 “小猎犬”号航行 1831 年圣诞节过后两天，“小猎犬”号从普利茅斯出发，开启了长达5 年的海上旅程。“小猎犬”号*主要的任务是绘制南美洲海岸线的航海地图。在通过好望角返回英国前，“小猎犬”号还造访了加拉帕戈斯群岛、新西兰以及塔斯马尼亚岛。出发时，菲茨罗伊船长只有26 岁，而达尔文更年轻—— 他只有22 岁。菲茨罗伊船长之所以寻求一位英国绅士陪伴，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宜与船员过于亲近（在船长这个位子上的人经常会感到强烈的孤独，“小猎犬”号前一任船长就是因此自杀的）。由于达尔文的身份是随行旅伴而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工作人员，他没有任何酬劳。为了支持达尔文的这次远行，达尔文的父亲花费了将近2000 英 镑。事实证明，菲茨罗伊船长在达尔文人格与精神大厦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菲茨罗伊船长是一位信仰虔诚、情感冲动的贵族，但同时也具有性格坚韧、学识渊博的优点。后来他成为英国气象部门的主要筹建者，并为海上气象预报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旅途中，两位年轻绅士时常发生争吵，他们*大的分歧在于奴隶制问题。达尔文是一个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而菲茨罗伊船长认为，非洲人天生比白人低贱，上帝之所以会在地球上创造黑人，就是要让他们为白人所驱使。当然，如果你认为在达尔文眼中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那就大错特错了（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在旅行期间，达尔文逐渐确信了一件事情：不同种族之间并不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种族间具有发展连续性。达尔文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激怒的人，但奴隶制是少数可以让他大发雷霆的话题之一。他曾在笔记中写道：“那些主张继续维持这种‘可容忍的不幸’，为奴隶制辩护的论据是多么软弱无力！”可能正是由于与菲茨罗伊船长发生过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冲撞，达尔文逐渐养成了必须对自己的想法谨慎审视后才向他人显露的习惯。更进一步说，在两人因为生命起源问题而唇枪舌剑期间，笃信基督教的菲茨罗伊船长的观点，有助于达尔文“打磨”自己的论据。在某种意义上，菲茨罗伊船长提前“训练”了达尔文。20 年后，达尔文出版进化方面的著作时，他已经有足够的技巧应对各种指责与诘问，而这些技巧正来自与菲茨罗伊船长的交锋。 并非灵光爆发 与许多人普遍相信的相反，达尔文并没有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时“灵光一现”就洞悉了进化机制。环球航行更主要的意义在于进行观测。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尝试将自己的观测结果与其他人提供的观测结果拼在一起。南美洲的化石地层开启了达尔文对物种起源问题的思考。他注意到，相比于化石地层中的下层化石，上层化石与现代物种更相似。这说明物种在不同地质年代曾发生过缓慢的形态变化，*后逐渐变成现代物种的样子。当“小猎犬”号途经加拉帕戈斯群岛（今厄瓜多尔西部966 千米）时，达尔文头脑中关于物种变异的想法更为清晰丰富了。在那里，他的注意力从化石转移到活生生的动物，特别是不同岛屿上形态各异的鸣雀和巨型象龟（事实上，人们正是先命名了“加拉帕戈斯象龟”，再用象龟的名字命名了这一群岛）。让达尔文感到惊奇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副总督劳森（Nicolas Lawson）仅仅通过龟壳的形状就能判断出一只龟来自哪个岛屿。他发现，来自凉爽潮湿、高海拔岛屿的象龟体型更大，脖子更短，龟壳呈圆顶状；而来自炎热干燥岛屿的象龟体型更小，脖子更长，龟壳呈马鞍形。虽然达尔文当时就观察到这种物种变异现象，但回到英国后，达尔文才推测出其中的缘由：每个岛屿独特的生存环境赋予了岛屿上的动物不同的生理特征，而这些特征能够保证动物在特定岛屿上更好地生存、繁衍。在更加炎热干燥的岛屿，长脖子与马鞍形龟壳可以让象龟的头抬得更高、更直，使它们能够啃食到诸如仙人掌之类的高茎植物。而在凉爽潮湿的气候下，大身躯与短脖子则可以让龟群更加繁荣。按照相同的思路，达尔文也推断出不同岛屿鸣雀外貌体型差异的原因，他在岛屿食物来源与鸣雀形态特征之间找到了一条清晰的关系线（这些结论也是他回到英国后才发现的）。 如今，达尔文被认为是历史上*声名卓著的生物学家，但在“小猎犬”号航行期间，他的考察结果主要推动了地质学发展（他随后出版了专著《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这在该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而成为生物学家，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