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

　　滁州虽然暂时保住了，但全国几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根据地，彼此又不协同，各自为战，相继被元军击破。至正十二年（1352年）七月，南方红巾军的杰出领袖彭莹玉在杭州战败，被俘牺牲。十一月，另一重要战将项普略在徽州（治今安徽歙县）被擒就义。南方红巾军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至正十三年底，天完都城蕲水又被官军攻破，徐寿辉率部逃人黄梅山和沔阳湖一带。与此同时，徐州的芝麻李在至正十二年九月陷于失败，王权的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的南琐红巾军也在至正十三、十四年相继遭到镇压。由于芝麻李和王权、孟海马的败殁，北方红巾军的两翼失去屏障，加上河南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又破袭罗山，进驻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更使北方红巾军的发展遭到严重阻碍。到至正十四年底，刘福通被迫采取守势，北方红巾军的活动也暂时停顿，斗争转入了低潮。至正十四年底，与右丞相脱脱不和的宣政院使哈麻及第二皇后（元朝实行三皇后制度）奇氏母子，指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连上三道奏章，弹劾脱脱出师高邮三个月，略无寸功。元顺帝大怒，下令削夺脱脱的官爵，以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取代脱脱担任前线指挥。诏书到达高邮，脱脱差点从马上摔下来，百万官军一哄而散。张士诚乘机打开城门，纵兵出击，大获全胜。溃散的元兵大多投奔了附近的红巾军，自此“元兵不复振矣”[俞本：《明兴野记（纪事录）》卷上]。各地起义军纷纷出击，把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在亳州建立农民政权，定国号宋，纪年龙凤。宋政权基本上仿效元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府、县等行政机构，行枢密院、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军事机构。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中书省丞相，刘福通为平章政事，刘福通之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杜遵道擅权自恣，刘福通不服，私遣甲士把他杀害，自为丞相。宋政权建立后，遣使联络各地的红巾军，力图将周围的起义力量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协同作战，向元朝统治发动更有力的进攻。随着斗争高潮再起，郭子兴、朱元璋也在谋划主动出击，向外扩展势力。当时郭子兴的4万多军队困守滁州，粮食非常紧张。几个首领集议出击的方向。“子兴言计多失”，朱元璋几次劝谏，郭子兴不听，朱元璋郁闷异常而病倒。郭子兴派人召他商议出师的计策，他以疾辞。郭子兴再三下令召见，朱元璋这才勉强支撑病体前往议事。郭子兴让他拿出一个方案，他从先拔金陵以为根本的目标出发，建议南下攻取巢湖东边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和州东临长江，为“淮南要冲，江表藩蔽。渡横江（在和州东南）而出采石，济滁口而向金陵，则长江不为固矣”，是“建康、姑孰之门户”（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南直·和州》）。但要攻拔金陵，必须先拿下和州。他对郭子兴说：“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欲谋所向，惟和阳（和州治所，元代称历阳）可图，然其城小而坚，可以计取，难以力胜。”和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池虽小却十分坚固，又有元平章也先帖木儿带领重兵把守，易守难攻。郭子兴问他如何计取，朱元璋答道：此前我们攻打地主武装的山寨，得到两副写着“庐州路义兵”的号牌，现在可以照样子仿制3000副，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3000名，椎结左衽，穿着青色的衣裳，腹背挂上这副号牌，赶着装载犒赏物品的四匹骆驼，声称庐州“义兵”护送使者前来犒赏守卫和州的官军，和州守军难辨真假，必定开门迎纳。我们再派1万名着红色战袍的红巾军战士跟在后面，保持10余里的距离。待青衣兵靠近城池，举火为号，红衣兵即鼓行而趋，必定可以破城而入。郭子兴点头称善，命妻弟张天祐率领穿着庐州“义兵”青衣的3000名士兵，让赵继祖冒充慰问和州守军的使者，导之前行，令耿再成率领万名穿红色战袍的士兵继后，浩浩荡荡地向和州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