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象与事境(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精)/日新文库

“事象”的成立
从唐诗到宋诗，诗歌风貌发生了转变，这一点已无需多言。不过论者多以抒情传统的视角来谈唐宋诗之变，而对宋诗叙事性增强的论述相对有限。若从叙事传统的视角来看，会发现宋代实乃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一个关键阶段。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乐府，一直存在叙事因素的积累与发展。六朝以来，在“诗缘情”观念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出以意象为主、以抒情为重的诗风，并在初盛唐达至顶峰。中唐以下，诗风有所变化。杜甫笔下已初步显示了“事”在诗歌领域的新发展，白居易“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韩愈“以文为诗”的尝试，也都强化了“事”对 于诗歌的意义。这些变化在宋代不断强化和新变，实际上重新发展了诗歌的叙事性。相比于唐诗，叙事性在宋诗中日益突出，“事”无论是在诗歌创作中还是在诗歌评论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以诗纪事的观念日益兴盛起来，“纪事”“纪其事”“记事”“记之”“以纪”等提法在诗歌领域中变得非常常见。以诗纪事的倾向，使得诗歌中景物类、形象性的内容有所减少，而行为性、动态性、过程性的内容有所增加。一旦引入诗歌叙事传统的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宋诗的表现方式存在着从以“意象”为主向以“事象”为主的变化。
在对比唐宋诗的不同时，温庭筠《商山早行》与黄庭坚的《早行》是一组常见的例子。龚鹏程在《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一文中以两诗对比，证明宋诗中知性反省的诗学取向。这是从内在思理上指出宋诗主理的特色。而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分析上时，我们还可以从叙事性的角度探讨两首诗在表现方式上的 重要区别：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早行》）
失枕惊先起，人家半梦中。闻鸡凭早晏，占斗辨西东。辔湿知行露，衣单觉晓风。秋阳弄光影，忽吐半林红。（《早行》） 两首诗写的都是清晨出行的情景。温诗因景物如画、宛然在目而备受推崇，“鸡声”两句以实词排比意象形成对偶，以全景式的散点透视来描写景物，故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种景物组成完整的画面，是对早行所见情景的共时性呈现。后一首诗则不同，“鸡”“斗”“行露”“晓风”等，不能简单视为意象，也不是独立出现的景物，而是被纳入到诗人的具体感知和行为中。诗人“失枕”而从梦中“惊”起；通过“闻鸡”来判断时间，通过“占斗”来辨别方向；“知行露”“觉晓风”，亦侧重呈现诗人的感知行为；尾联“忽吐”，仍用一个“忽”字来传达诗人所体会到的情境变化。诗联之间的视点具有连贯性和历时性， 形成动态的叙述链。其所呈现出来的，主要是与事相关的感知和动态行为，虽有形象感，但显然有别于温诗的景物（意象）组合。同样的题材，同样的诗体，二诗的表现方式却有差别。这或许可以表明宋诗所偏好的处理方式。这类表达提示了一种可能， 即以具有叙事因素的“事象”作为诗歌的重要元素，来完成诗歌艺术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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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事象”的核心特点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对事的要素的提取和捕捉，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当代学者虽偶有以“事象”论诗者，但往往囿于抒情传统，很少能从叙事传统揭示“事象”的本质。这是“事象”未能在诗歌领域获得重视的原因。其实“事象”在哲学领域已经受到关注，有学者认为“事象思维”是一种独立的思维形态。就诗歌“事象”而言，它可以唤醒人们对某一事的识别，读者可以依据这一事来想象其中的情境或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宋诗的主流特色，不是“鸡声茅店月”式的共时性感受，更多是历时性、过程性、融合着动态行为甚至主观感受等更为复杂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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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象”丰富的唐诗相比，“事象”在宋诗中表现得更为活跃。诗人捕捉并提取事的要素，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兼具相关人物、景物、环境、场景的形象感。诗人对于事象有着越来越精密的提炼，促进了事象表现的丰富多彩。不过，对于读者而言，“事象”的形象感通常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需要理清“事象”的内容及潜藏其中的前后关系，才有可能能唤醒这些形象。“事象”一方面帮助诗歌拓展了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对读者理解能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