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讲稿(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2022新定价

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俄罗斯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直接印象，在外国人的脑子里一般反映为俄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十年间曾经涌现出一打伟大的文学家，仅此而已。这一概念在俄罗斯读者脑中则更为丰满，因为除了小说家之外，它还包括了一批无法翻译的诗人；尽管如此，俄罗斯本国人也只是聚焦于十九世纪这一光芒四射的星体之上。换言之，“俄罗斯文学”是一个近代现象。俄罗斯文学也有其局限性，而外国人却倾向于认为它是完整的，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四十年里，苏维埃统治之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全是典型的地方性文学，一片荒芜。我曾做过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初至今所产生的被公认为*优秀的俄罗斯小说和诗歌，按一般印刷统计大约两万三千页。显然，无论法国还是英国文学，都不能被浓缩到这样的程度。英法文学绵延好几个世纪，著作数量之众可谓骇人。这就引出我要说的**点。俄罗斯文学迷人的便利之处在于，如果除去仅有的一本中世纪著作，2所有的作品可以盛进一只容量为一个世纪的双耳细颈瓶—至于这以后所产生的那点零头，加个小奶罐就够了。一个几乎没有内生的文学传统的国家，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十九世纪，便创造出了在艺术价值、影响范围以及所有其他方面都足以与英国或是法国的光辉作品相提并论的文学，唯一的差距只在数量，而英法传世经典的创作都开始得早得多。十九世纪的俄国在除了美学价值之外所有其他精神层面的发展中，并没有以同样异常的速度达到能与西方*古老国家的文化相比肩的高度，正因为如此，美学价值的奇迹般的奔涌才可能在这样一个年轻的文明内部发生。我很清楚，对这段往昔的俄罗斯文化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外国人概念中的俄罗斯历史的组成部分。大革命之前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政者精明的宣传彻底混淆和扭曲了。他们把俄罗斯现代化的功劳据为己有。然而，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时代，俄罗斯民族的很大一部分人口确实被遗忘在冰天雪地之中，在明亮的琥珀色窗户之外，缓缓飘落的雪花之后；而这一悲剧的源头在于，在一个以苦难不幸闻名、以其无数草民的悲惨生活闻名的国度里，一种精致优雅的欧洲文化来得未免太快太急了—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抑或并非完全不相干。在概述俄罗斯近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定义那些竞相争夺艺术家灵魂的力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足够幸运，我或许能触及所有真正的艺术所共有的深刻的悲悯力，盖因艺术永恒的价值与这个混沌世间的苦难，这两者之间总是存着一道巨罅—这个世界将但凡不能用作*新指南手册的文学作品视作奢侈品或是玩具，这也实在无可厚非。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他不会真的被强迫制作指南手册，这是个安慰。那么，从这个有限的视角来看，十九世纪的俄国说也奇怪，倒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书籍有可能被禁，作家有可能被流放，检察官有可能是恶棍和蠢货，长着络腮胡子的沙皇有可能又跺脚又咆哮；但是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西，这一苏联时代的奇妙发明—这一手段，在旧俄国毕竟闻所未闻，尽管很多反动政要毫无疑问都盼着能找到这样一个工具。一位强硬的决定论者或许会这样说：民主社会里的一份杂志会对它的作者施加经济压力，迫使他们表达所谓读者大众所需要的东西—而一个警察国家则会施加更直接的压力，迫使作者在小说中传递适当的政治口信，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也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存在程度的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期刊和哲学思想，但在一个独裁统治下，只有一个政府。这是质的区别。假使我，一个美国作家，打算写一部反传统的小说，这样说吧，有一个快乐的无神论者、一个无党派的波士顿人，他娶了一位美丽的黑人姑娘，同样是个无神论者，生了一大群孩子，小可爱们都是不可知论者，他过着幸福的生活，与人为善，一生风平浪静，直到一百零六岁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结果很可能是，纳博科夫先生，尽管您才华横溢，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不会是我们认为，总归是我们觉得］没有哪个美国出版商会冒险出这本书，原因很简单，不会有书商愿意接下这本书。这是一个出版商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的观点。要是真有哪个不靠谱的公司到底还是把我这个快乐的无神论者的书给出版了，也不会真有人把我流放到阿拉斯加的荒郊野外去。另一方面，美国的作家也从来不会被政府勒令撰写弘扬自由企业和清晨祷告之喜悦的宏伟小说。在苏联政权建立之前，艺术家们在俄国也受限制，但不会接受命令。他们—那些十九世纪的作家、作曲家、画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家，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一项巨大的优势，这是我们此时此刻才体会到的，即与他们生活在现代俄国的孙辈们相比，他们不会被迫违心地说这里没有压迫，这里没有奴役。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