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娜玛利亚的故事:生命史、记忆和政治认同

1945年10月17日 其实，贝里索还有另一个记忆空间。如果游览者离蒙德维迪亚大道足够远，她就会遇到一个开阔的、草地覆盖的空间。这个空间形状不规则，草很少修剪，到处是裸露的空地，上面扔着垃圾。这个空间中央，是一座白色混凝土纪念碑。正面，拾级而上，一大幅画覆盖了整个立面。台阶两旁的混凝土已经开始剥落了。画面由贴在混凝土上的瓷砖拼合而成。艺术家用缠绕着黑色大锁链的两只粗壮手臂构成了画面主体。锁链顶端，可以看到两只手挣断了锁链。旁边有一个工厂大烟囱。锁链断裂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火球，或者说是一个光灿灿的太阳。太阳上方的纪念碑*顶端，有一个暗淡的人物轮廓，他举起胳膊，伸出手掌。这个人无疑是庇隆——很容易认出来，因为这是他向民众挥手示意的标志性动作。实际上，如果看得更仔细些，我们还会发现这个纪念碑的关键所在。这个规划得不太好的空间，是10月17日广场（Plaza 17 de Octubre）。打破的锁链，代表与工厂体制有关的剥削的锁链，这是社会主义图像学（iconography）中的一个熟悉符号。打破束缚，为获得解放的人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领导这个新时代的人是胡安·庇隆。 不同于“城中心”颂扬的国家团结和社区和谐，这座纪念碑对贝里索的庇隆主义历史提出了另一种理解方式。在这个广场，这个劳动社区也是斗争的社区，表现为挣脱锁链的强有力的胳膊，表现为吞噬旧秩序的火焰。对当代庇隆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以表彰的故事。贝里索纪念10 月17 日五十周年的官方活动，是在城中心庇隆和艾薇塔的半身塑像前举行的，远离了那些在废弃广场上的世界末日图像。显然，“城中心”的各种形象和纪念物所唤起的和谐意象，代表了贝里索很多工人阶级庇隆主义者的需要。但同样也可以说，就像我们将会从玛利亚·罗尔丹女士证词中看到的那样，很多像她那样的庇隆主义者，也认为自己会受到体现在这座白色混凝土纪念碑中庇隆主义意象的吸引。 “城中心”还有另一座纪念雕塑。这座雕塑指涉的不是根源于贝里索久远过去的符号，而是相对较近的、1976—1983 年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的经历。这就是失踪者纪念雕塑。由于战斗性的劳动历史和强大的庇隆主义传统，贝里索受到了军政府的特别关注。从20 世纪60 年代末以来，庇隆主义左派和游击队组织的相关团体在社区成了一种显眼的存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一方面，它们是反对关闭另一家冷冻厂即斯威夫特工厂的各种艰苦斗争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它们还开始对抗主导当地庇隆主义的正统思潮。1976 年3 月军队推翻伊莎贝拉·庇隆政府后，军政府极其残暴地在社区和工厂内开始执行“恢复秩序”的任务。 贝里索将会成为阿根廷*野蛮的杀戮场之一。局外人很难触及这一时期的记忆，这基本上不是日常交流的一部分。在这个社区工作了将近十年时间，我发现这依然是*难和贝里索人讨论的话题。不过，从简短的逸事和不经意的评论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关记忆， 如夜复一夜骤然响起的打破沉寂的自动步枪声，关于邻居的孩子没有回家、郊坰发现尸体的窃窃私语，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整个街区带来的恶心反胃之感。1983 年军政府倒台时，约160 个贝里索人——大多是年轻工人——“被失踪”。很多人被逮捕、被监禁、遭受折磨。还有人逃离城市，希望安全藏身大城市，或者是终生流亡。 这份遗产是在社区内部很难进行协商的，这从失踪者纪念雕塑的落成仪式就可以看出来。落成仪式是在1995年11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举行的。几百人聚集在“城中心”周围，旁边就是纪念贝里索历史的那幅大壁画。附近中学的走廊墙壁挂出了几乎所有失踪者的照片。这些照片都出自家庭相册，被放大过，而几乎每张脸上都带着专门摆拍时会有的微笑表情。我震惊于照片上的这些人是如此年轻。他们自信地笑对外面的世界，笑对自己前面的人生，一个肯定会步入未来的人生。但每张照片下面的文字清楚说明了事实的残酷。姓名旁边是失踪日期。日期也含有没有明说的意味。从失踪那天到不知道具体日期的死亡那天，中间是残酷痛苦的奥德赛旅程，在这些年轻人的亲友的想象和记忆中挥之不去。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权委员会的一位演说家作了简短而热烈的演讲。接着，几个家庭成员念了失踪者名单。每念到一个名字，都加重了人群的沉默，人们低头倾听，自己在心中应对这个名字所唤起的各种感受。打破沉默的，只有强忍眼泪的声音，还有念到很多名字时回答的presente（在）。然后，家人上台诉说自己的回忆。*让人动容的是失踪者孩子的回忆。他们动情地说到他们如何需要谈论自己的父母，这个仪式和雕塑如何难得地让他们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此前不曾直面过的悲伤。他们很多人没有对自己父母的直接记忆，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父母的生活和死亡通常都是说不得的主题。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仪式是一种公共疗法。但是，与接受传统精神分析的那些人不同，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被埋葬的记忆，更不是说揭开记忆他们就能得到解脱。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面对的不是被压制的记忆，而是一个缺口、一个洞，面对的是空无。他们绝望地想要填补这个空白，希望通过语言和对话来建构对他们被否认的父母的记忆。他们坚持认为，修复记忆这个过程，本质上只能是集体性的，这才是让那些谋杀他们父母的凶手*终不能获胜的唯一保证。他们坚持认为，军队的*终目的是通过抹去对他们父母的个人记忆来抹杀父辈们的理想，这些年轻人正在汲取20 世纪*惨痛的集体大屠杀之一的经验教训。 这些证词供述之后，就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落成仪式以纪念雕塑的揭幕式告终。雕塑由各种金属部件组成，取自死者所从事的不同行业；绞盘、钢条、齿轮、钢索、操纵杆、刀具，组合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前卫形象，与“城中心”其他纪念雕塑、壁画的自然主义风格格格不入。 这个仪式恰如其分地隐喻了贝里索对军政府时期遗产的复杂、断裂的态度。军政府倒台后的十二年间，社区从没以任何形式公开纪念过它的失踪成员。*终在11月的这个下午举办的仪式，也处处是反讽和缺席。这个仪式所纪念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庇隆主义者，但1983年以来主政贝里索的、庇隆主义者控制的市议会，没有一个人出席仪式。官方庇隆主义运动在这件事的组织过程中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市议会议案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是反对党出面同意在“城中心”竖立这个纪念雕塑的。雕塑位置靠边，反映了它在很多市民和社区政治代表身上所引发的不安。就像10月17日纪念碑一样，这个雕塑也难以融入主导这个空间的和谐社区叙述。 我必须要承认，纪念失踪者之所以引发不安，其原因严重超出了我的分析能力和想象力。一些可能的解释或许有迹可循，但我必须要谨慎对待各种简单化的结论，因为通过抽象逻辑得出的任何简单化的结论，都有可能忽视与当地关系密切的语境的复杂性。在贝里索，我们或许应该先回到军政府以前的庇隆派内部斗争。在与当地庇隆主义关系密切的语境下，邻居、朋友、家庭都清楚彼此针对对方的威胁和暴力活动，这种怨恨也一直延续到了军政府时期。我们可以认为，当邻居、朋友没有伸出援手或提供庇护所时，就出现了负罪感，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有这种负罪感。贝里索是一个建立在工作和邻里团结互助道德基础上的社区，但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女、邻居、朋友免受军队迫害。卡洛斯·梅内姆领导下的庇隆派政府，实施“国家和解”的官方政策，大赦那些犯下侵犯人权罪的人，鼓吹如果国家要想往前走，忘记过去就是当务之急。贝里索本地的庇隆主义者反对这个社会思潮有什么意义呢？在社区领导人看来，为过去蒙上面纱才是有意义的。说到底，社区官方的健忘症逻辑—渴望忘记—比那些在失踪者纪念雕塑仪式上发言的年轻人所敦促的在精神、道德上有必要记住的主张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