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本中国历代科技史:魏晋南北朝科技史

自夏商到明清，我国社会经历了好几个大统一、大团结、大发展的时期。也经历了好几个大分裂、大动荡、大倒退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大约是其中分裂时间较长、动荡*为剧烈、倒退*为厉害的一次。若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算起，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为止，前后共计405年；即使扣除三国西晋时期的短暂安定，也足足混乱了350年左右的时间。这在人类世界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在这4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惨重的毁灭性战争接踵而至，首先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董卓带兵进入洛阳，他放纵兵士烧杀掠夺，奸淫妇女，又虐刑滥罚，不择手段地消灭异己。初平元年（190）时，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焚烧洛阳及其周围数百里房屋，“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被杀后，其部将又转相攻杀，烧宫室城门，“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董卓传》）。之后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又进行了激烈的兼并，他们穷凶极恶地烧杀抢劫，残害生灵，造成了整个中原和关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集·蒿里行》）的悲惨景象。第二阶段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八大王互相厮杀，你攻我夺，许多城市又遭洗劫和焚毁，数十万人丧生。仅永宁元年（301）司马同、司马颖与司马伦混战，死者便近10万。战争过程中，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此乱长达16年，使西晋前期形成的复苏化为乌有。第三阶段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几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进行了更为野蛮的屠杀、兼并和混战，无日不战，足足厮杀了13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浩劫。一部《晋书》，尤其是其中的《载记》，都载满了血淋淋的史实。广大人民不死则逃，来不及逃亡的都成了屠杀的对象，出现了“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白骨横野”“僵尸蔽地”的惨状。整个社会已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及至北魏统一北方，才出现了一些安定。 与北方的疯狂兼并、残暴屠杀、造成大量人口惨死的同时，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大量人口南徙。其中既有平民百姓，他们是为了生存；也有士族地主，他们率领宗族部曲南渡，在江南另找安身立命之地，且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西晋末年，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王衍便曾向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建议，选派得力人员去控制南方地盘，并推荐其胞弟王澄出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并“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晋书·王衍传》）。后来，王敦又转为扬州刺史。王衍的布置代表了北方士族地主急于向南方转移的心情。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进驻建邺。建武元年（317）晋愍帝被俘，次年，司马睿正式称帝，江北有名的士族王导便是随司马睿到南方的。不管平民还是士族，迁到南方后都逐渐安定了下来，致使桓温率晋军北伐，收复了洛阳时，上疏要求迁都，建议自永嘉之乱流亡来到江南的士民返回北方，“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充实中原（《晋书·桓温传》），竟遭到了孙绰的反对。 与北方战乱、人口南迁相伴随的，是关中和中原这两个古老的经济中心开始衰落，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中华民族的文化虽然是以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但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它的经济、政治重心一直在中原和关中，或者说一直处于黄河流域。夏、商、周、秦、汉，莫不如此。虽然南方在河姆渡时期、彭头山时期就有了水稻栽培和发达的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的出现，都充分显示了南方的潜在实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一直未曾受到足够的重视。六朝时期，政治中心一直在南方，统治者为了自身的需要，才使之得到了较好的开发。中原人口南迁，又使这开发范围迅速扩展，他们还带来了中原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也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晋书－庾亮传》：“时东土多赋役，而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国因此知造兵器。”此“东土”当指会稽郡，这大体反映了东晋时期岭南手工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六朝时期，南方虽然也经历了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并要应付与北方的战争，但与中原和关中相较，还是较为安定的。安定，就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