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彭燕著

　　杜集编纂至王洙形成定本，后由王琪校刻流布。杜集定本的形成，蜀人用功甚多。除郑文宝编、张逸序《少陵集》二十卷和二王本《杜工部集》两个本子外，搜集、整理和编次杜诗的还有蜀人王著、苏舜钦等。另外蜀人在辑佚杜诗方面成绩亦显，其中以员安宇成绩为*大，共辑得杜甫逸诗二十七首，这也是杜诗学史上辑得杜甫佚诗*多的一次。宋代巴蜀地区杜诗单注本有十五种，其中蜀人注杜十三种，宦蜀士人注杜二种。 综合起来看，宋代杜诗学研究，北宋侧重于杜诗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南宋则侧重于杜诗注释和杜诗编年。宋代蜀中治杜显然不同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蜀中在首倡学杜、尊杜的过程当中，杜集的整理编纂和杜诗的注释编年几乎是同时进行，并无孰先孰后、孰优孰劣之分，二者可谓齐头并进，领两宋治杜风气之先。 由于单注本众多，自然又会有人出来做集注工作。从初具集注特点的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到郭知达《校定集注杜诗》，到后来的“十注”“百家注”“千家注”，各种注本风行于世，蔚为大观。但时至今日，各种集注本子大多已经亡佚。流传至今的不足十种，重要的有《校定集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门类增广十注杜诗》《门类增广集注杜诗》《杜工部草堂诗笺》《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纪年诗史》等。上述集注本中，《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门类增广十注杜诗》《门类增广集注杜诗》属托名之作。宋代巴蜀的赵次公注本和郭知达注本，无疑代表了宋人注杜的*高成就，意义重大。 宋人推崇杜甫，不仅表现在整理杜集和注释杜诗方面，他们还特别热衷于为杜诗编年，为杜甫作谱。宋人为前朝人编撰年谱，数量*多的是杜甫年谱，至少有十一种，流传至今的有八种。年代*早且较有学术价值的杜甫年谱为宦蜀士人吕大防《杜诗年谱》和蔡兴宗《重编杜工部诗年谱》。 近年巴蜀地区的杜诗学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赵次公和郭知达等人。其中又以对赵次公的研究为*富，以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为代表。又有武国权、罗效智、彭燕、罗娇等人对赵次公和郭知达注的研究，蒋均涛、祁和晖等人的蜀中杜诗石刻文献研究。 从杜诗学研究和杜诗学文献研究的现状可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杜诗学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杜诗学文献研究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学界要求构建杜诗学学科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作为该学科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杜诗学文献，人们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但是较之杜诗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杜诗学文献的研究相对略显冷清。尤其是作为宋代杜诗学重镇，巴蜀地区杜诗学文献的总体研究，明显滞后。综观近现代海内外的杜诗学研究，巴蜀地区的杜诗学研究在整个杜诗学研究领域中，有分量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少。虽然关于蜀人治杜的单篇论文时有出现，但就“千家注杜”的隆盛局面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况且这种研究也不能从整体上对巴蜀杜诗学的研究状况作宏观把握。从１９７９年到现在，关于宋代蜀人杜诗学研究单篇论文约４０篇，涉９家；宋代蜀人杜诗学文献研究的专著１部，学位论文３篇，单篇论文约２０篇。不能不说，对宋代巴蜀杜诗学的整体梳理和研究，尚不能令人满意。 本书系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的专题研究，力图从文献学和学术史的角度对宋代巴蜀地区的杜诗学文献的主体内容作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和阐述。本书以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的梳理为基础，力求对宋代巴蜀地区的杜诗学研究作整体观照，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讨论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的地位和作用。本书主要以现存的杜诗学文献为基础，运用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蜀中杜诗学文献的编次整理、集注刊刻、校勘编年等情况的讨论分析，探明各种文献的特点及其间的错综关系，清理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发展的线索，为进一步研究提供良好的文献基础。 巴蜀杜诗学的整体风貌特色与当时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杜诗学对巴蜀地区的文化与文学特质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巴蜀文化和文学又对杜诗学的成熟起着推动和促进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并行互动的因果关系。总之，本书力从原始文献入手，以整体的眼光，对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作全面的梳理和探讨，努力寻绎巴蜀杜诗学文献的特色和风貌，探究此时期此地区杜诗学在整个杜诗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