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思想

恐同与厌女：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男人之间》 酷儿批评的登场 阅读《男人之间》（1985年）时，我终于解开了心中多年的谜团。原来如此。原来我一直以来憎恶的，并非男性同性恋，而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指的是“克制了性欲望的男性之间的联结”，而男性同性恋指的是“男性之间的爱恋”，两者似是而非。赋予这两种不同现象以不同概念，从而将其区分开来的，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美国人——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她是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女性主义研究者。 塞吉维克认为，如果性（sexuality）是由社会建构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有相应的历史。于是，塞吉维克从19世纪的英国文学文本入手，探究性的历史，因为19世纪正是以异性恋为基础的近代家庭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男人之间》一书的副标题为“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涉及的作品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等人撰写的英国文学经典著作。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大类，即狭义的女性主义批评（用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男性作家的经典名著）和以女性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主义批评（重新评价未能受到重视的女性文学），塞吉维克的尝试属于前者。 塞吉维克同时也是一位酷儿批评家。酷儿批评从女性主义批评中发展而来，女性主义批评把gender（社会、文化上的性别差异）作为分析对象，而酷儿批评则在种种言说中探讨不能被归在性别二元论（男性与女性的二分）里的非异性恋的性，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的存在方式。 酷儿（queer）一词在日语中是“变态”之意。正如男同性恋者反过来利用歧视性的目光自称“okama”（男同性恋）那样，性少数群体也将他人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倒错”（perversion）、“异常”（abnormality）的目光为己所用，自称“变态”，可谓一种扰乱视听的话语战术。而这一战术，与男同性恋者中的“变装皇后”通过大量的女装表演，恶搞性别二元论秩序的做法不乏相似之处。“怎么样，这样看起来就像女性了吧？”变装皇后们通过恶搞，揭露出性别终归只是一场角色扮演罢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酷儿批评是从女性主义批评中诞生的，而在塞吉维克之后担起酷儿批评重任的又为何主要是女同性恋者。 何谓异性恋秩序 酷儿研究是性（sexuality）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提起性研究，或许会有人武断地将其视作关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研究。但若要追问“性少数人群是如何被归为少数派的？”，我们就需要将异性恋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置于俎上。因为，正是异性恋的规则把无法被归为异性恋的各种性爱视为异常的、病态的存在，而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便是破解异性恋之谜。 由于性别（gender）研究和性（sexuality）研究的开展，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异性恋，逐渐被加上了“异性恋秩序”（heterosexism）“异性恋规则”（heteronormativity）“强制式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等称呼。异性恋是制度、是规则、是强制、是压迫。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出来质疑异性恋，因为异性恋的观念已经被自然化、本能化了。 塞吉维克一语道破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之间的连带关系，homosocial）和“恐同”（同性恋憎恶和恐惧，homophobia）的本质——把男性引向异性恋的制度。同时她还指出，“厌女”（厌恶女性，misogyny）这一概念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在厌女症的作用下，男性和女性被强制进行异性恋。 所谓异性恋，是指在性别二元论基础上将男和女一一配对的制度。它通过让男女成双入对地组建性关系，完成了对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构建。异性恋制度，实则是一种由“禁止”和“命令”构成的规定，让人们必须对与自己“相异的性别对象”产生欲望。 正因如此，在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中，选择谁作为性欲对象的所谓“对象选择论”成为核心内容。对异性产生欲望的人被视为正常人，而对异性以外的对象产生欲望的人则被视为异常的，并被进行病理分析。于是，同性恋者作为需要治疗和矫正的对象，被送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在没有专门治疗方法的精神治疗过程中，他们会遭到电击，这种“治疗”方式与拷问并无二致。结果，“患者”们变得畏缩、老实，人们便认为是治疗起到作用了。这样的野蛮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一年美国精神医学会终于在DSM-Ⅱ分类（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中将“同性恋爱”从疾病列表里删除。在当时的社会中，宣布自己是同性恋需要极大的勇气。至少，公开声明自己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便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塞吉维克意识到，异性恋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而是“以女性为媒介的男性之间的联结”。为此，她援引了法国文学理论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的“欲望三角形”（塞吉维克称其为“性爱三角形”）理论。在“欲望三角形”中，欲望的主体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欲望的客体。通过对女性的欲望，数名男性彼此确认了身份，他们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欲望主体。正是为了建立这种男性之间的联结，男人才会对被其他男人视为有价值的欲望客体（女性）产生欲望。在这种男—女—男的“性爱三角形”中，男性们是性的主体，而女性却只能沦为性的客体。 人类学家们也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的“女性交换”理论出发，把结婚看作“男性和男性之间交换女性的行为”，而不是“一对男女的结合”。 仿效这一观点，塞吉维克如此写道： 所谓交换女性的做法，是为了加固男性之间的连带感，将女性作为可以交换的象征性财产使用，从而达成其根本目的。 （塞吉维克，1985=2001：38） 换言之，婚姻并不是一对男女之间联系的纽带，而是通过交换女性建立起的两个男性（两个男性集团）间的联结，女性只不过是男性间关系的媒介罢了。婚姻里潜藏着男性间的纽带这一本来目的，异性恋者中的男性真正想要联结的对象并不是女性，而是同性别的男性。 塞吉维克的观点中包含以下三个概念的组合：一是男性之间互相认可对方是男人的连带感。塞吉维克将其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男性之间的纽带）；二是为了让男性的欲望朝向女性，所以禁止对同性别的男性产生欲望，即“恐同”（同性恋恐惧）；三是将被排除在男性间连带关系之外的、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他者化，即“厌女”（女性嫌恶）。这便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的三位一体结构。 简言之，男人互相认可，彼此之间建立起连带感，而只有“物化女性”的男人，才拥有加入这个男性集团的资格。同时，男性间潜藏着对彼此产生性欲望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性欲望时时会被检查、被排除。唯有这样，异性恋制度才能得以维持。这是男性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排挤，他们调侃着“你该不会是男同吧”；不仅如此，对男同的厌恶之感已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身体之中，令他们本能地检查彼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为何很多强奸案都采取了轮奸的形式。有关强奸的研究表明，强奸并非出于性欲。强奸是将女性彻底差别化、他者化来对待，对其进行侮辱的仪式。通过与其他男性共有这种对女性的他者化，男性间的连带关系得以生成。例如彦坂谛（1933—）所述的战时强奸，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士兵强奸亚洲女性的恶行（《男性神话》，1991年）；Super Free社团事件，也就是早稻田大学的男学生对女学生的集团性强暴事件；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今，年轻人中仍时有轮奸案发生，每当我接触到此类报道，常常不由自主地心生这样一个疑问：面对被殴打过的、烂醉如泥的女性，男性真的会产生性欲吗？反言之，在即使在那样的状况下也能产生性欲、合伙侵犯女性的男人之间，构成的那种“互相承认是男人”的同盟关系，才是所谓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吧？ 福柯在《性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年）中探究了“不同样式的性（sexuality）”。他在研究古希腊时发现了少年爱的存在。在被称为“阿佛洛狄忒之业”的各种爱的行为中，古希腊人*看重的不是异性恋，而是少年爱。 古希腊人认为，各种爱恋之中，异性恋的价值是*低的，它不过是为了履行婚姻义务而进行的行为而已。因此，在希腊语中，“familia”（家族）一词曾是包含了妻子、儿女、奴隶、家畜的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妻子只不过是进行再生产的工具，是作为自由民的男性家长的财产的一部分。女性献出的爱，在身为自由民的少年献出的爱的面前不值一提。 弗洛伊德将“欲望”分为“同化”（identification）和“性欲发泄”（libido cathexis）。只有渴望与“父亲那样的男人”同化，将“母亲那样的女人”视作爱恋对象的性的主体，才会被认为是“正常发育”的个体。而不能区分同化对象和爱恋对象的人（同性恋者），则会被定义为身患发育性疾病的个体。但在少年爱中，少年在想成为与年长男性一样的人的同时，也将年长男性作为爱恋的对象。对古希腊自由民（男性）这样的同性社会性（男性）集团来说，“男性性”的同化和爱恋具有一致性，故而*容易形成自我陶醉的独立世界。而且，为了排除有可能威胁到成年男子的“男性性”的风险，少年爱的关系（年长男子和年少男子）由年龄大小决定，双方的关系是不可逆、不对称的。还有一点，在这种充满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集团中，女性丝毫没有立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