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理论与城市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理论与城市化》：　　这是一种真正的辩证、真正的对立统一！这个乌托邦像所有其他的乌托邦一样，也许一开始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特殊的乌托邦里，是否有可能厘清否定和肯定的方面？这正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在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做些准备工作。　　对于前面的例子，即一种新型城市为其他未来新型城市的建设或组织树立样板，其基本依据是我们不再相信进步是可能的，例如城市可以改进。于是“什么是乌托邦”的问题便与现在已成传统的、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进步观念相一致，并因此含蓄地与目的论本身相一致，与宏大叙事和总体计划相一致，与一个更好的未来的观念相一致——这个未来不仅依靠我们自己实现它的意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事物本身的性质，是深层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力，它有待于释放出来，并*终会幸运地出现。但是，是否还有人相信进步呢？即使按照我们的例子，将其限定于空间领域，是否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仍会充满激情地为乌托邦城市工作？毫无疑问，乌托邦城市是现代主义的主题：人们会想到从勒·柯布西耶到康斯坦特、从洛克菲勒中心到伟大的苏维埃计划的每一个人。在更低的层面上，人们会想到城市的更新或罗伯特·摩西。但现代主义已成过去，我的印象是，后现代的城市，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北方还是南方，都不会鼓励进步甚至改进的思想，更不用说旧日的乌托邦想象。这种看法的理由是，后现代的城市似乎处于永恒的危机之中，好像只能被看作灾难而不是机会。就空间而言，富人正在迫不及待地退到他们装了大门的社区和严加防护的围墙之内；中产阶级不知疲倦地忙于以新开发的同样的住宅掩盖自然的*后痕迹；而从以前的乡村涌入城市的穷人则在临时性的郊区不断膨胀，人口激增，无法抵制，用不了几年，世界上*大的十个城市将不再包括**世界的大都会。一些过去的伟大的反乌托邦作品曾集中描写当时公认的人口过剩的梦魇，但那是现代主义的梦魇，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也许不是反乌托邦的，而是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实际经历的东西，带有真正的后现代的模糊性，它俨然排除了进步或解决的可能。　　实际上，只要想想今天对人类生存的四大威胁——生态灾难、世界范围的贫困和饥饿、全球范围的结构性失业、似乎无法控制的各种武器交易（包括激光制导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就足以说明问题。只要想想这四种威胁的趋势（导致传染病、警察国家、种族战争以及不相关的毒品），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在这些领域的任何一个当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有力的对抗力量——当然在美国也没有，因为美国本身就是造成大部分这些威胁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乌托邦想象的*后希望、乌托邦预见美好未来的*后努力，都成了相当反常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指所谓的自由市场基础论，它抓住全球化的时刻，预言世界范围内不加控制的全球市场会带来全面发展，具有奇妙的产生奇迹的力量。但这曾是一种乌托邦，依赖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无意识的运作，它与乌托邦的“有意图的社会”的极度的意识明显不同，人们就它的普遍性的灵丹妙药进行疯狂赌博，并且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急于获得这种灵丹妙药。这种正在消逝的乌托邦的努力，尽管从经济到政治不断改变它的规则，把市场自由变换为民主自由，但它并没有恢复多少力量。就此而言，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乌托邦的旗帜已经传到了批评家的手上，传到了自由市场全球化的敌人的手上，对于所有想象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各种新的政治力量，它已经变成了团结一致的呐喊或“空洞的能指”。　　然而，空洞的能指远远脱离了从柏拉图和莫尔以来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乌托邦想象，因此这里我也许应该谈谈我前不久出版的论乌托邦的著作《未来考古学》。本文即使不是对那本书的补充，也可以说是对它的重新思考。那本书可能纠缠于其读者认真思考（假如不是令他们厌烦）的东西，不仅反复强调乌托邦的形式而非内容——表面看似乎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尽管这么看令人悲哀——而且还有另一个更容易抓住不在意的读者的主题，那就是它反复强调乌托邦之重要不在于它可以正面想象和建议的东西，而在于它无法想象和难以想象的东西。我认为，乌托邦不是一种表征而是一种作用，旨在揭示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局限性，超越这种局限性，我们似乎再不能想象我们自己社会和世界的变化（除非是反乌托邦和灾难方面的变化）。那么这是想象的无能，还是对变化的可能性的根本怀疑——不论我们对理想的变化的想象多么诱人？这里我们难道没有触及所说的犬儒主义的原因，而不是我们的未来感的贫乏或者乌托邦冲动本身的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