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要之事:规范伦理学卷(上、下)

译后记经过七年多的合作与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帕菲特《论重要之事》（三卷本）的全部译稿。按照《论重要之事》的内容特点，中译本拟分为规范伦理学卷（上下卷）和元伦理学卷（上下卷）出版。对于规范伦理学卷翻译的相关问题，由我来做简要说明。按照预先的安排，我们在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对规范伦理学卷的中译做了如下的分工：**、二部分为葛四友译，阮航校；第三、四、五部分及附录A―I为阮航译，葛四友校。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原著**卷（**、二、三部分及附录A―C）的中译于2015年出过**版。借这次《论重要之事》整部巨著中译版出版的机会，我们对**卷初版全文做了校改，纠正了一些错漏，进一步统一了一些术语的译法，调整了少数地方的表述。这些校改，吸收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反馈，也体现了我们对帕菲特思想的进一步理解。可以说，这一次与**卷相应的中译，是在初版基础上明显有所改进的版本。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理解和风格方面的差异，两位译者虽然多有沟通和交流，但一些地方的译法容有差异，不尽统一。作为**思想家，帕菲特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在国内应者寥寥。前一方面的影响，在特姆金的中译本序\[见《论重要之事――元伦理学卷（上）》\]中已有较详尽的说明，不赘述。作为译者，本人更关注帕菲特对中国学界已经产生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想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首先我要承认，在翻译过程中帕菲特思想对我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本人是从研究中国哲学起步的，《论重要之事》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和思考伦理问题的方法，激发了我了解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我也对帕菲特思想的独特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个人以为，这样的思想也正是我们所缺乏且极其需要的。但是，帕菲特的思想为何在中国“遇冷”呢？四友君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反思过这个问题，这里我想结合个人的翻译体验、从狭义的中国哲学角度做点思考。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由于我们对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存在认知上的障碍，而认识不到其独特价值，也就难以产生阅读和了解的兴趣，更不会吸引我们去关注和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我把这种认知上的模糊性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代规范伦理学如何回应元伦理检验或处理其理论论证缺乏充分的方法论自觉，二是对现时代的中国伦理学该何去何从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定位。就**个方面来说，避免以独断性的形而上前提来推衍理论和说明问题（我暂且称之为元伦理检验），可以说是自休谟那里就明确提出、经现代元伦理学的发展而得以强化的一种理论共识。这在国内哲学伦理学界虽然得到了普遍承认，但我要说，我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方法论自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直接运用传统理论或其中某个结论来分析和说明当代伦理问题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引以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方便法门。我们如果承认元伦理检验的正当性，那就应该看出，这种未经反思的直接运用是不合法的。这并不是说传统伦理理论是“无根”的，而是说其前提根据或多或少都带有形而上的独断色彩，因而我们要合法地运用其理论，就必须让它们在当代价值合理多元的理论背景以及伦理生活日益民主化的现实背景中重新“扎根”。之所以说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还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到足够的高度，对这个问题的棘手性也认知不足。休谟对传统理论从“是”推出“应当”的批判、元伦理学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都对当代规范伦理学建立其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提出了挑战。这个有关原初价值的问题，不是用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这种传统预设就能够简单回应的，而是需要相应的方法论自觉，运用精心设计的方法和论证来化解。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些，就难以理解帕菲特反复讨论道义式理由的用心，也不会理解他在思想实验中为何要强调反思平衡的运用程序，甚至会以为，这即使不是庸人自扰，相对于传统理论那种似乎韵味十足的价值叙述来说也是烦琐不堪的。帕菲特的伦理理论无疑是属于“后形而上学的”，或者说用他的话来说是“非宗教的”。在他看来，人类目前“非宗教的伦理研究”仍处于幼年阶段。如果说《论重要之事》也属于这种处于幼年阶段的伦理学，那么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认为“幼年”也意味着高度的原创性。第二个方面的认知不足，必须结合**个方面来理解。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哲学占主导的研究是面向思想史的。这一研究进路能够合理地规避也无须特意关注**个方面的问题，因为它其实属于“古典学”的面向。这对于挖掘我们自身的思想资源、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无疑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以此作为自身哲学伦理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则不正常。一个时代的伦理学如果不能把握自身时代的精神，直面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而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路，那就很难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也就不可能发展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富有活力的伦理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对“接着宋明讲下去”的提法持保留态度。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一个富有活力的发展阶段，但其问题意识是要抗衡佛教，确立儒家道统作为自身信仰，走的是带有浓厚宗教性的道德形而上学路线。当代伦理生活的主题显然并不在此，按照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家的观察应该是科学与民主。牟宗三也认为，儒学第三期的任务是承接现代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但是，如果“接着宋明讲下去”意味着我们的主导方向应该是接着道德形而上学的路线发展下去，那么我认为，这会与现时代的主题背道而驰，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样发展出来的理论必然缺乏面向现实问题的能力，发挥不了伦理学应有的解释与规范作用。应该说，20世纪前半叶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威廉姆斯对此的检讨可谓一针见血：“当代道德哲学找到了实现枯燥的原创性方式：根本不讨论问题。”帕菲特和罗尔斯是20世纪促进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复兴的两大领军人物，帕菲特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比如说，帕菲特关于群己困境的集体主义分析模式，针对的是个人主义伦理分析模式的局限，它不仅为解释当代伦理生活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当代规则后果主义的*新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如帕菲特对非同一性问题的分析，为解释当代环境问题的成因提供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新思路，并为代际伦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可以说，帕菲特的伦理理论不仅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针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富有活力的思考方法和解决思路。个人以为，只要能够克服上述两个方面认知上的模糊性，我们当能领略帕菲特规范伦理学的独特魅力。这里须指出，帕菲特规范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和论证，在其上一部著作Reasons and Persons\[1984，中译本《理与人》（2005）\]中即已提出，《论重要之事――规范伦理学卷》则一方面对这些主张和论证做了进一步的反思和概括，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和分析三大伦理理论传统，提出了趋同论证，达成了“三重理论”。对于前者，可能需要结合《理与人》的相关内容，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后者作为其规范部分的新内容，则是第四部分各伦理学家评论的焦点，而从帕菲特在第五部分的回应来看，这一新内容可能需要结合其理由主张和元伦理观点，才能得到更恰当的把握。翻译《论重要之事》这样一部思想深刻、富于天才般洞见的著作，对译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不是来自语言层面，而是来自思想层面。帕菲特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其语言可以说是少见地精炼明快，用词用语极其严谨，在平实的论述中把观点的脉络及其关系都处理得很干净，绝不拖泥带水。但是，要领会这些字面意思所表达的观点及其内在的理路，绝非易事。而如果达不到基本的理解，译好这部名著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对译文做了反复的校改，也经常一起讨论一些理解上的疑难以及术语的统一问题。对于这部巨著的翻译，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就个人而言，我七年多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专注于此，但这种投入是值得的，让我收获颇丰。这首先要感谢我的合作者葛四友君。正是他的信任和支持，才让我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有幸参与这一当代伦理学经典的?译工作。这一工作一开始是迫使我去了解当代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思维，然后逐渐引起我探求的兴趣，进而让我主动领会相关的理论论证和方法，思考其中的问题。其间四友君邀我参与由他发起的“分析进路的伦理学”研讨会。这一定期举行的会议极具特色，对于本来不太热心会议的我来说不啻是“一股清新的泥石流”，让我在与学者交流和讨论的同时感受到了分析和批判思维的冲击力。与四友君的这次合译，让我得以接触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得以领略当代伦理学一个主流方面的前沿研究动态，也让我的研究兴趣和重心发生了转移。对于我的译文，四友君做了认真细致的全文校对，指出了一些理解上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尤其是第四部分，各评论者的语言风格和观点立场与帕菲特不同，也并非我熟悉的，因而我*初的译文错漏颇多，为此四友君前后做了三次细致的全文校对。我所负责的那部分译文，正是由于四友君尽心尽力的校改，质量才有了显著的提高。感谢**卷初版时给予支持和关心的徐向东教授、应奇教授和刘擎教授。你们虽然与本人没有直接接触，但对我们译文的评价和认可，无疑为译者提供了特别的动力和支持。感谢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为本译著提供的资助。同时我也要感谢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和高研院的领导和老师。你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能够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著作的翻译工作之中。其中分析哲学和逻辑学方向的老师，对一些相关术语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以及张杰和罗晶老师为本译著出版付出的辛勤努力。我们虽然对译文做出了*大的努力，但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改正。阮航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