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摆脱工具主义,活出真实自我

积极主义的暴政屡获殊荣的美国心理学教授芭芭拉·赫尔德长期以来一直在批评她口中的“积极的暴政”。1 她认为，积极主义不但在美国尤为普遍，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全球口袋心理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思考，应该具备资源导向型思维，应该把难题视为有意思的挑战。这种现象如今已经发展到有人认为重病之人应该“从疾病中吸取教训”，进而成为一个在其他方面更为强健的人。2 大量励志书籍和痛苦生活的回忆录都出自身体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之手，他们都会谈及自己是多么庆幸能经历一场危机，因为他们从中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是，在一个人身患重疾或发现自己陷入某种其他形式的生存危机之时，如果还被要求往光明的一面去思考，这会让他不堪重负。几乎没有一个作者会坦然承认自己的疾病自始至终都很可怕，他宁愿自己永远不要有这样的经历。励志类书籍的典型书名很可能会是“我如何经受住了煎熬——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但我们几乎不大可能找到一本名为“我还是很煎熬——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噩梦”的书。我们现在不光要忍受压力和疾病，并*终死亡，还要被其他人认为，应该觉得这一切会带来美妙的启发和回报。如果有人像我一样觉得这一切已经过头了，那么就应该继续读下去，学会怎样通过强调消极因素来推翻“积极的暴政”。这会让我们为坚守本心做更好的准备。我们需要夺回“感受不佳”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幸运的是，有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其中就包括批判心理学家布鲁斯·莱文。他有一份清单，其中罗列了医护专业人士为人类添加苦难的方式，**条就是积极的心理学箴言，即受害者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你们只需向乐观的方面去想”这一类的言语*会让陷入困境之人深感被冒犯。凑巧的是，莱文清单上的第十条为“将人类的苦难去政治化”。这指的是把降临到人们头上的各种不幸都归咎于其自身的不足（缺乏动力、悲观心态等），而非外界的环境因素。积极心理学如前所述，芭芭拉·赫尔德教授是积极心理学*尖锐的批评者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实现了爆发式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可以被看作加速文化对积极主义的痴迷在科学上的映射。在马丁·塞利格曼成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 1988 年，这方面的研究才真正开始起步。塞利格曼声名鹊起，是因其提出，习得性无助是抑郁症的诱因之一。习得性无助是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或者至少缺乏改变痛苦经历的意愿，即使在有条件避免痛苦的情况下也无动于衷。塞利格曼通过对狗进行电击的实验发展了这一理论。在厌倦了折磨人类*好的朋友之后，他决定专注于更能鼓舞人心的事业，转而投身于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拒绝关注人类的问题和痛苦，而这部分代表了此前心理学大部分研究成果（塞利格曼有时将传统的心理学称为“消极心理学”）。更确切地说，心理学反而变成了对生活之美和人性之善的一项科学研究。特别是，现在它需要解答的问题为，幸福是什么、如何获得幸福，以及如何找出人类性格的积极本质。4 作为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塞利格曼凭借自己的地位推动了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他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以至于现在有了专门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项目、科研中心和科学期刊。传统的心理学极少有概念能如此迅速地捕获普通大众的想象力。值得深思的是，作为优化生活和各方面发展的一个工具，积极心理学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融入加速文化。当然，对提升幸福感、提供*佳体验和提高绩效水平的因素进行研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咨询师和培训师（或那些参加过积极领导短期课程的狂热经理人）的手中，积极心理学沦为扼杀批评意见的一项生硬的工具。有些社会学家在分析积极思考和肯定式探询的时候，甚至用上了“法西斯式积极主义”5 这类表述。这一概念刻画了由只关注生活美好的一面而导致的那一类心灵控制。更为传奇的是（不妨在这里加点儿料），我在学术界*负面的经历绝对与积极心理学家有关。几年前，我分别在一本女性杂志和一份报纸上对积极心理学表达了不满。后果是相当戏剧性的。6 三位积极心理学家（我在这里就不点名了）指控我“学术不端”，并向我所在大学的高层投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投诉的内容并不很严肃，主要是说我把积极心理学明确地表述为消极的，并且处心积虑地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与其实际应用混为一谈。所幸，我的大学直接拒绝了这个投诉，但这些心理学家此次的反应确实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没有直接写信给编辑并公开讨论，反而选择向我所在大学的管理层诋毁我的学术诚信。之所以提起这个事件，是因为，讽刺的是，这些积极心理学家竟然这么不愿意参与公开的学术讨论。显然，公开和互相欣赏也是有限度的（幸亏并不是积极心理学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这样）。这个事件也证实了我对“积极的暴政”的批判——它必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消灭消极的观点和反对意见（尤其是对积极心理学本身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