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讲疏(1964年)

**讲 课程导论 + 文本的导言（Prolegomena）部分 （1964年10月6日） 施特劳斯：［进行中］这种区分并不明确，因为它不全面。人们理解的［理论］，必须更精确地描述成为了假设形成所作的假设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被仅仅理解成一个真实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有用处的假设。其他类似的理论都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非假设命题都是经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理论的结果。以上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绝对的］和实质性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作非假设性的断言。他们并不必然是规范性理论，但这一点，我认为是更为根本的区别。事实上，假如多多思考，比如这样，很难真的只到非规范性的政治理论就行了。 进行更宽泛的政治分析时，我们不得不同时考虑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更深入地思考这种区分，你就会发现一种更古老的、非常有用的东西，即我们需要思考政制（regime）——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无论到底是什么——政制*终依赖于它自己所献身的目的（end）。目的是一个社会之为社会所尊重的东西，它赋予这个社会以特质。如今，所有这些政制都有自己的宣称：自由民主制认为自己比共产主义强，反过来也是如此。必需满足这种宣称，否则就不会有人为这个目的而竭尽全力，这意味着需要考虑不同的政制之间的等级排序。哪个更好？ 现在，我们在内容上做一个很大的跳跃。在早期的人类思想中，下面这种观点很流行：如果我们不知道，依据自然（by nature）什么是正义的，就无法确定这种等级排序。我们可以将或多或少有缺陷的政制理解为或多或少很大偏离“依据自然是正义的”东西。“依据自然是正义的”（by nature just）这一说法，是从相应的希腊文词汇直译而来的。自然正义/法（natural right）和自然法（natural law）这样的传统说法，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更为人熟知。我在这里刻意不再去分析这两个说法的区别。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显然，是否存在独立于人类意志（human will）之外的标准——这就是“依据自然”（by nature）这一说法的含义；这些标准并非人类制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让我们读一下柏拉图《法义》（Laws）**卷中的一个段落。 朗读者： 不是瞎说，克里特人的法律在所有希腊人中尤为有名，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法律，这些法律提供了好（good）的东西，使用这些法律的人都生活得很好。这些好有两种——人类的（human）好和神圣的（divine）好。人类的好依赖于神圣的好，同时，在得到神圣的好时，也会得到人类的好；否则就两者都得不到。在人类的好中，健康排名**，美貌排名第二，（在跑步和其他身体运动中的）强壮排名第三，财富排名第四——不是盲目的财富，而是眼光锐利的那种，因为这种财富以智慧为伴，而智慧则在神圣的好中排**位。灵魂的理智排在神圣的好的第二位。来源于前两者，同时再加上勇气，就形成了正义。而正义则排在第三位。第四位是勇气。所有这些都依据自然地高于人类的好，立法者必须忠实地来给他们这样排序。 施特劳斯：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清晰、*古老的表述：所有的立法（如果不是盲目的和独断的）都必须［立基于］事物的某些固有秩序。这种固有秩序——他们是立法的真正原则。 如今这一观点被普遍拒斥，但是很明显，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完美，它对于政治学或者法学而言，是*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依据自然的（即独立于人类仲裁的）好的秩序。为了能有益地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重复双方的口号，我们一定要有更深的知识。我的意思是，柏拉图这一段和其他的段落都不是“更深的知识”，也即，现实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历史知识。 我来提醒大家一些比较可信的历史知识：《独立宣言》在立法的*高层面上呼吁自然权利（right）；法国革命中也有类似的文件，例如《人权宣言》，也有相同的广泛影响力。现在，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著名文献与下面的文献进行比较——1689年的《权利宣言》或者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或者类似的东西，为反抗西班牙王权提供合法性的《荷兰独立宣言》——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对于自然权利的呼吁，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是如此明确，但并没有在更早的这些革命中出现。 相比之前，自然权利于十八世纪在政治上有大得多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常识。不过，许多历史学家并没有继续思考更深的问题：在十八世纪变得如此有力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是否与之前世纪中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是同一个东西？或者，它难道不是一种新的自然权利，而这种新的自然权利给了自然法在十八世纪以及直到今天（以或多或少伪装了的方式）的政治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