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文集(上下)

还乡记 一 我提了旅行的皮包，走上了跳板，在茶房招待了我以后，才知道自己所坐的是一间官舱了。一个老婆子跟随在我后面，——她穿着蓝布的衣服，腋下挟着一个大布包，一看就可知道是从乡下来的。她，好象不知哪里是路，到处畏惧地张望着，站在官舱的门首，似将要跨进右腿来。这时，茶房向她高声地呵斥道： “喂，走出去，这里是官舱。” 老婆子“唔唔”地急忙退缩着，似吓得要向后跌倒了。我猜测她，是想要借宿在官舱的门口边，可是门口边的地板是异常地光滑红亮，不能容许她底粗糙的蓝布衫去磨擦的。 我，是坐在“官”的舱内了，对那年老的老婆子，觉得有些惭愧。 二 于是我看看官舱内的人们，仿佛他们都象王帝了。 在淡红色的电灯光底下，照着他们多半的脸孔都是如粉团做的一样，有的竟圆到两眼只剩了一条线。他们底肚子，充满了脂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地很象极肥的母鸭。在他们中，没有事做的，便清闲地在剥着瓜子；要做事的，便做身子一倒，卧在床上，拿起鸦片管来吸了的工作。郁郁不乐地似怒视着世界的人也有，——一个穿着蓝缎长衫，戴着西瓜小帽的，金戒指的宝石底光芒，在他的手指上闪射着。他不时的呼唤茶房，事情比别人有几倍的多，于是茶房便回声似的在他前面转动，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事。到晚上，在临睡时前，他又怒声地叫喝茶房。 “老爷，还有什么事？” 茶房似心里不耐烦，而表面仍恭顺地问。“打开这只箱子”。 声音从他的鼻孔里漏出来。可是茶房底举动，比声音还快地打开一只箱子。这时我偷眼横看，这位王帝似的客人，慢慢地俯下他底腰，郁郁不乐地从里面取出了一本书。在茶房给他关好了箱子以后，我瞥见这本书的书面，写的是《幼学琼林》。 三 船到码头的一幕，真是世界*混乱的景象。喊叫着，拥挤着，箱子从腿边擦过，扁担敲坏了人底头。挑夫要夺去你的行李，警察要你打开铺盖，给他检查，……总之，简直似在做恶梦一般。 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可从这个混乱中救出来。象这样码头上的混乱是全国一致的——广州、天津、上海，长江各埠，……这个混乱，真正代表了中国。现在，就连家乡的小埠，都是脚夫拼了命地涉过水，来抢夺客人的行李挑了。 四 我在清晨的曦光中，乘着四人拼坐的汽车。车在田野中驱驰着。田野是一片的柔绿色，稻苗如绿绒铺成的地毯一般。稍远的青山，在这个金丝似的阳光底反映中，便现出活泼可爱的笑脸来。路旁的电线上是停着燕子，当汽车跑过，它们一阵阵地飞走了。也有后跑的，好像燕子队中也有勇敢与胆怯的分别。蝴蝶从这块田畦飞到那块田畦，闪着五彩的或白色的翅膀。农夫与农妇们，则有的提着篮，有的背着锄，站在路边，等待汽车的驰过。 美丽的早晨，可被颂赞的早晨呀。建设罢！农夫们，愿你们举起你们底锄来；农妇们，愿你们顶起你们底筐来！世界是需要人类去建设的。这样美丽的世界，我们更当给它穿上近代文化织成的锦绣的外衣。——在别离乡村三年了的我，这时的心花真是不可遏抑地想这样喝唱出来。 五 可是绿色的乡村，就是原始的乡村。原始的山，原始的田，原始的清风，原始的树木。 我这时已跳下了汽车，徒步地走在蜿蜒曲折的田塍中了。 两个乡下的小脚的女子，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穿着绿色的丝绸衫裤，一个约莫二十四五，穿着白丝的衣和黑色的裤，都是同样的绣花的红色的小鞋，发上插着两三朵花的。年少的姑娘，她的发辫垂到了腰下，几根红线绕扎着。在这辫子之后，跟随着四五个农人模样的青年男子，他们有的挑着担，有的是空手的，护卫一般地在后面。其中挑担的一个——他全身穿着白洋布的衫裤，白色的洋纱袜，而且虽然挑着篮，因为其中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脚上是一双半新的皮底缎鞋。他，稍稍地歪着头，做着得意的脸色，唱着美妙的山歌式的情诗：“郎想妹来妹想郎， 两心相结不能忘； 春风吹落桃花雨， 转眼又见柳上霜。”女子是微笑的袅娜地走着，歌声是幽柔的清脆的跟着，清风吹动她们底丝绸的衣衫，春风也吹动他们底情诗的韵律，飘荡地，悠扬地，在这绿色的旷野间。 这真是带着原始滋味的农业国的恋爱的情调——我想，可是世界是在转变着另一种的颜色了。使我忽然觉得悲哀的，并不是“年少的情人，及时行乐罢”的这一种道学的反对，而是感到了这仍然是原始的乡村，和原始的人物。 六 我走到一处名叫‘红庙’的小村落，便休息下来了。 好几家饭店的妇人招呼我，问我要否吃饭。她们站在茅草盖的屋子的门口，手里拿着碗和揩布。我就拣一家比较清净的走了进去。 “先生，你吃灰粥么？”一个饭店里的妇人问我。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灰粥。 “吃一碗罢，”我就随口答。 “先生，”她说，“你是吃不惯的。” “为什么呢？”我奇怪地问，因为我知道卖主是从来不会关心买客的好坏的。 可是她说了：这粥是用了灰澄过的水煮的，没有吃惯的人吃下去，肚子是要发涨的。 “那你们为什么用灰水煮呢？” “因为‘耐饥’些，走长路的客人是不妨碍的。”她笑了。 这时在我旁边一个挑重担的男子，已经吃完他的灰粥了的。 “多少钱？”他粗声问。 “六个铜板一碗，两碗十二个。”妇人答。 那男子，就先付了如数的铜子，另外又数了两枚，交给她，同时说： “这当做菜钱。” “菜钱可以不要的，”妇人说，并将钱递还他。 我很奇怪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客气呢？吃饭的菜钱可以不要，恐怕全世界是少有听到的。挑重担的男子和饭店妇人互相推让着，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要的理由。 “这四盆小菜值得什么呢？”她向我说明。“长钢豆，茄子，南瓜，都是从自己的园里拿来的。”一边她收拾着他吃好了的碗筷。“假如在正月，我是预备着鱼和肉的，你先生来，可以吃一点，那也要算钱的。现在天气暖，不好办，吃的人少。” 这样，我坐着几乎发怔。——这真有些象‘君子国’里来的人们。在他们，‘人心’似乎‘更古’了。同时我又问： “象这样的一个小街坊，为什么有那样多饭店呢？” “是呀，”妇人一边又命令她底约十岁的小孩子倒茶给我。继续说：“现在是有七家了。三年前还只有三家的。小本经营，比较便当些，我们女人，又没有别的事可做。” 过客又站到在门口，她又向他们招揽着。我因为要赶路，又不愿多搁了她的时间，也就离开板桌和木桩做的凳子，和她告别走了。 七 在每一座凉亭内，在每一处露廊中，总听见人们互相问米价。老年的人总是叹息，年少的人总是吃惊，——收获的时期相近了，为什么不见米价的低跌呢？ 在某一处的墙壁上，写着这两句口号：字是用木炭写的。 “打倒地主， 田地均分。” 有一个青年的农夫，指着这几个字向一班人说道： “这是党写的呢!他们要将田地拿来平分过，没有财主也没有穷人。好是好的，但多难呵！” 大家默默的。说话的人也说他们自己底话。我这时在旁边，就听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农夫，他是口吃的，嗫嗫说道： “天、天、天下无难事，只、只、只怕有心人。我们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还、还不是，财、财主吃，吃的太好。” 许多人笑了起来。这时我心里想： “革命的浪潮，已经冲到农村了。” 八 这是必然的，你看，家家没饭吃，家家叫受苦，叫他们怎么样活下去呢！ 在我到家的两三天内，我访问过了好几家的亲戚。舅母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弟设设法；姨母又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兄设设法；一个婶婶也将她底儿子空坐在家里六个月了的情形告诉我；一个邻舍的伯伯，他已经六十岁了，也叫我代他自己设设法，给他到什么学校去做门房。我回来向母亲说： “妈妈，亲戚们都当我在外边做了官，发了财了。我那里有这样多的力量呢！” “不，”我底母亲说，“他们也知道你的。可是这样的坐在家里怎么办呢？你底表兄昨天是连一顶补过数十个洞的帐子，都拿出去当了四角钱回来，四角钱只够得三天维持，蚊子便夜夜来咬的受不住。所以总想到外边去试试。你有办法么？” 我默默地没有答。以后母亲又说： “在家里没有饭吃，到外边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她们总是想，外边无论怎样苦，青菜里总还有一点油的，家里呢，连盐都买不起了！” 母亲深长地叹息了一声。我心里想：农村的人们，因为破产，总羡慕到都市去，谁知都市也正在崩溃了，于是便有许多人天天的自杀。我，怎样能给他们有一条出路呢？我摇摇头向母亲说： “我没有办法，法子总还得他们自己去想。” 母亲也更沉下声音，说道： “他们自己能想出什么办法子？是有法子好想，早已想过了。现在只除出去做强盗的一条路。” 九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的午后，太阳已经转到和地平线成九十度直角的时候，我和几个农夫坐在屋外的一株树下——这个邻舍的伯伯也在内。东风是飘荡地吹来，树叶是簌簌地作响，蜜蜂有时停到人们的鼻上来，蜻蜓也在空中盘桓着。这时各人虽然在生计的艰难中，尝着吃不饱的苦痛，可是各人也都微微地有些醉意，似乎家庭的事情忘却了一半似的，于是都谈起空天来。以后他们问我外边的情形怎么样，我向他们简单地说道： “外边么？军阀是拼命地打仗，钱每天化了几十万。打死的人是山一般的堆积起来。打伤的人运到了后方，因为天气热，伤兵太多，所以在病院里，身体都腐烂起来，做着‘活死人。’”接着，我又叙述了因为打仗的关系而受到的其余的影响。他们个个发呆了，这位邻舍的伯伯就说： “这都是‘革命’的缘故，‘革命’这东西真不好。为什么要打仗？都说是要革命。所以弄得人死财尽。我想，首先要除掉‘革命’，再举出‘真主’来，天下才会太平。” 于是我问他：要除掉革命用什么方法呢？你能空口喊的他们不打仗么？ 他慢慢地说，似乎并不懂得我的意思。 “打仗打仗，我们穷人是愈掉在烂泥中了！前前年好收获，还不是因为打了一次仗，稻穗都弄得抽芽了。那一次，也说是革命呢！现在，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时另有一个农夫慢慢地，敦厚的说：“是呀，革命革命，还不是革了有二十年了么？我十八岁的那年，父亲就对我说：‘革命来了，天下会太平了。柴也会贱了，米也会贱了。’可是到现在，我今年有三十七岁，但见柴是一年比一年贵，米是一年比一年买不起，命还是年年革，这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命也要革掉了，还能够活么？” 我对他的话只取了默默的态度。要讲理论呢，却也无从讲起。大家静寂了一息，只见蝉底宏大的响亮的鸣声。以后，我简单的这样问： “那么你们究竟怎样办呢？你们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么？” 第三个农夫答：他同时吸着烟。 “我们是农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希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到秋来收获好些，于是米价可以便宜，那就好了。” 我却微笑地又说： “单是希望秋收好是不够的。前前年的年成是好了，你们自己说，打了一次仗，稻穗就起芽来了。这有什么用呢？” 邻舍的伯伯就高声接着说：胜利似的。 “是呀！所以先要除掉革命才好！” 我却忍不住地这样说道： “伯伯，用什么方法来除掉革命呢？还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除掉革命么？辣蓼〔椒〕是要辣蓼〔椒〕的虫来蛀，毒蛇是怕克蛇鸠的。你们当然看过戏，要别人底宝剑放下，你自己非拿出宝剑来不可。空口喊除掉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我底话似乎有些激昂的，于是他们便更沉默了。我也不愿和他们老年人多说伤感的话，他们多半是相近四十与五十的人了。我就用了别的意思，将话扯到别的方向去。 十 这是另一次。 一天晚上，我坐在姨母底家的屋外，是一处南风*容易吹到的地方。繁星满布在天上，大地是漆黑的，我们坐着，也各人看不清各人底脸孔。在我们底旁边，有一堆驱逐蚊子的火烟，火光和天上的星点相辉照。我们开始是谈当天市上的情形：一只猪，杀了一息就卖完了，人们虽然没有钱，可是总喜欢吃肉。以后又谈某夫妻老是相打的不好，有一个老年人批论说：虽然是‘柴米夫妻’，没柴没米便不成为夫妻了，但象这样的天天相骂相打，总不是一条好办法。再以后，不知怎样一下，谈锋会转到党。有一个农夫这样说： “听说党是厉害极了。他们什么都不怕，满身都是胆，已经到处起来了。” 就另有一个人接着说： “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实在也非他们来不可！” 于是我便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说。前者就答： “他们是杀人放火的。人实在太多了，非得他们来杀一趟，使人口稀少了，物价是不能便宜的。至于有许多地方，如衙门之类，是要烧掉才干净，烧掉才痛快的。这是自然的气数，五百年一遭劫，免不掉的。” 我深深地被置在感动中了。——他们底理论，他们的解释。我一时没有接上说话，他们也似讳谈似的，便有人将话扯到别处去了。 十一 可是乡村的小孩子，都会喊‘打倒帝国主义’了。 我底五岁的侄儿，见有形似学生的三五人走过，便高声地向他们喊： “打倒帝国主义！” 有时他和五六个同伴在那里游戏，他也指挥似的向他们说： “我们做打倒帝国主义罢。你们喊，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便将一两个人打倒了。” 孩子们多随他说，同样高声地，指出他们底手指，向一个肥胖的笨重人喊： “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看见到处的墙壁上，这样的口号被写着。虽然‘打’字或者会写木边，‘倒’字会落掉了人旁。但是横横直直满涂在墙上，表示他们之意识着这个口号，喜欢用这句口号，是显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