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渔文化研究

**章 **节 文化、江南与江南文化 何谓文化？钱穆在《中国文化十二讲》中提到：“一般讲文化的都认为文化就是人生，但此所谓人生，并不指我们个人的人生，而是指的群体的人生。人生是多方面的，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民族，一个成群的大团体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生活，综合起来称人生，也就是文化。”“文化是我们大群体人生一总合体，亦可以说是此大群集体人生一精神的共业。此一大群体人生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军事，如文学、艺术，如宗教、教育与道德等皆是。综合此多方面始称作文化。故文化必有一体系，亦可说文化是个机体。等于人之一身，耳用来听，五官、四肢、内脏各部各有各的作用，而合成为个人之生命。”文化是鲜活的生命，从洪荒之处盘古开天地，人类从猿猴变成直立行走时起，即开始用双手不间断地创制、蓄积物质和非物质财富，文化不断递进，文明随之提升。 余英时则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中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如果用结构功能派社会学名词，即相当于‘文化系统’（culture system），大致以规范与价值为主。一切民族都有大致相同的精神生活—如宗教、学术、艺术之类，但‘方式’各有不同。如果我们把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并列起来，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文化也有它相对独立的领域。这是韦伯（Max Weber）以来所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共识。在实际人生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当然是相互联系，浑然一片的。” 钱穆、余英时先生的“文化”，侧重于讲“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经济”“政治”呈并列互动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三个“变量”，这三股力量构成“向量场”，人类历史发展变迁就是在这样的时空中运行。群体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他们的生产方式之上。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等级重新调整，旧时家庭解体，新的社会意识使女性地位上升，这些变革都促进了中国文化发展。 胡适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引用了一个西方的敏锐观察家观察中国文化的反应：“在其他地方逐步地分阶段地一小点一小点取得进展的经济、政治、知识运动，在今日中国却在同时躁动着。文艺复兴，民族主义，创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国家的努力，以及为此而与地方分裂独立倾向的斗争；东部沿江沿海的工业革命的起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它的批评与热望；对地方政府、教育、金融体制以及繁复的中国司法组织的改革；古老的中国家族制度的部分解体，整个国人社会责任与关系体制的核心；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发生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 “……如此这般，我们所有的观念、信仰、制度、习惯等等，以一种自由的方式，缓慢地与西方文明接触，受其熏陶，受其影响，有时是渐进完善，有时是迅速而根本的改变。旧事物之或保留，或摒弃，都是自发的，而且很可能是可行的，合理的。我们不曾隐匿什么，也个曾武断地阻止什么发生这种接触与变化。总而言之，这种文化变革通过‘长期接触’和‘缓慢渗透’而实现。这样，中国也能成功地带来文化转型，虽然痛苦、缓慢而零碎，且常缺乏协调性、连贯性，但终能解决生活与文化中紧迫而基本的问题，并创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与新世界精神水乳交融的文明。”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胡适的“文化”概念里，他更具体又详细地阐释了器物、制度和观念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具有醒觉意识的人类总是要表现自身，文化就是其生命表现的根据。文化危机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每一个不同的大文化单位，都有其对世界历史的特殊描绘。大的文化单位，如中华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分别占有各自的地理空间、拥有都开具特色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不同“生命表现”，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这些生命表现的主要内容。 美国历史学家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提及“人类—食物采集者”这一概念，认为建立在“石刀技术”上的食物采集者的文化发展有一个难以突破的空间，要建立完备的政治制度，即文明社会，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是绝不可能的。即生产方式的文化力量或物质质量，与生活方式的进步平行互动的。他进一步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的“新兴的西方世界”章节中分析了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认为一些民族已经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全球大大小小的“文化圈”之间存在着引力或斥力，这些力量加速或减缓着人类文明行进的速度。16、17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和近代科学的诞生，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文化”、“经济”与“政治”在历史运行的四维时空中，呈现出复杂的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