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斋心悟

　　东汉后期，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对腹诊讨论甚详。其记载以伤寒杂病之所见腹证为多。在《伤寒杂病论》中之诸腹证，如“胸胁苦满”“胁满”“心悸”“脐下悸”“心中悸”“心动悸”“心下坚筑”“心下痞”“心下痞硬”“心下痞满”等，概括为特定的诊断术语，类证有鉴别要点，并配有药方。如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等。其辨证清晰，结合临床实践，以指导诊断和治疗。在《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洽伤寒，脏腑论治杂病，创造性地提出六经辨证和内伤杂病辨证的客观指标，将《黄帝内经》《难经》有关四诊理论在实践中予以验证，并多有发挥，对腹诊论述及临床实践例子甚多，实为临床察病辨证之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　　隋唐时期，中医诊法继承了汉晋以来的四诊成就，并有很大发展，腹诊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腹诊散载在各科各病候中，但是临床始终把腹诊检查作为全身诊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腹诊的辨证有详细的记载。对腹证记载是在《黄帝内经》基础上的增多，在描述上已经注意到病位，对腹腔肿物大小、硬度、形状、表面和边缘情况，有无自发疼痛和压痛肿物，及肿物生长的速度，和对全身的影响都有记载。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为唐代的代表作，是集前人经验方之大成者，对诊法亦多有发展。脏腑之虚实，病位之深浅，腹诊是临证之必察，由于循经诊察，孙思邈发现了疼痛点（即阿是穴），后发展为腧穴诊病法。隋唐时代的腹诊之诊察方法，后人多为推崇。　　宋金元时期，一些医家非常重视临床诊病的经验总结，是医学争鸣创新时期，如刘完素学术思想的中心，其内容是从运气角度出发，讨论火热病机，以治疗火热病为擅长，善用寒凉药物，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在诊法中多结合风土时令、五运六气并兼施腹诊之法。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并逐步形成独创性的脾胃论学说，对脾胃腹部诊察讨论更详。张从正强调留邪则伤正，邪去则正安之理，善于运用汗、吐、下三法，为攻邪学派的代表人物，并在汗、吐、下三法中增添了腹诊之内容。朱震亨临床医治中能发挥哲理，融合诸家，结合临床实践而创立新说，其“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反映了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形成了以养阴为宗旨的丹溪学派。朱震亨虽以养阴为特色，但在临床擅于治疗气、血、痰、瘀等杂病，故后人有“杂病用丹溪”之说。治疗杂病兼采前入学术精华，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观点，故在腹诊辨证增加了新的讨论。金代张元素为易水学派的开山鼻祖。他对“五运六气”极有研究，他以脏腑寒热虚实的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并制订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把药物的使用直接和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提纲挈领地掌握药物效用，又有助于举一反三，使药理与临床联系，把理法方药融为一体，对脏腑辨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腹诊的内容。明、清医学人才辈出，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在诊法方面有较精详的论述，尤对中医问诊的繁杂内容简要标出，提纲挈领地写成“十问歌”，载于《景岳全书·传心录》中，对胸腹切诊多有论述。清代吴谦等著的《医宗金鉴》，在各科心法要诀中，对腹诊都有精详的论述。清代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较系统地论述了腹诊。在部位上提出膈下属胃，大腹与脐属脾，脐四周属小肠，脐下两腰属肾，小腹为血室之际属肝，季肋属胆。又以三焦分部，上焦在膈上，心肺包络居之；中焦为胃、小肠、大肠、肝、胆、脾；下焦为脐以下，包括膀胱、冲任脉、直肠、男子外肾、女子子宫。诊法上提出先按摩胸腹数次，或轻或重，或击或抑，以察胸腹之坚软，拒按与否，冷热是否灼手，以定其病之寒热虚实，用轻手循抚，自胸上而脐下，知皮肤之润燥，以辨寒热。用中手寻扪，问其痛与不痛，以察邪气之有无。用重手推按，察其硬否，问其痛否，了解沉积如何，了解脏腑虚实，并诊其虚里，任脉脐间动气等，系统提出腹诊之法。其源自《伤寒论》，但向前发展，将检查方法与辨证连在一起，形成了专门腹诊之学，是对诊断学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