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评传

　　杨辛教授晚年回忆当时情形说：“12月初在昆明有四位进步青年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愤怒，爆发了‘一二·一’学生运动，郭沫若、冯至先生写的悼诗陈列在四位烈士的灵堂，我和一介都投入了学生运动，我们写诗、画讽刺漫画控诉刽子手，这些诗、画也都悬挂在灵堂。我还在街头卖进步的学生报，并参加四烈士的出殡游行，这些活动也得到汤先生的支持！”　　蒋介石深恐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会星火燎原，于12月7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他一方面表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另一方面指责学生罢课“贻误建国前途”，要求学生们即日复课。蒋介石为了尽快平息学潮，不得不将关麟征“停职议处”，并派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和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到昆明会同卢汉平息学潮。傅斯年到昆明后，希望联大教授会通过决议，劝告学生限期复课。被学生拒绝后，他又拟采取校长和全体教授辞职的办法来处理此事。蒋介石也在准备一旦软的一手不行，就采取“*后处置”，即解散联大，让北大、清华、南开提前复校，云大提前放假，把坚持罢课者交给云南警备司令部处理。汤用彤晚年回忆说：“当时教授会中进步与反动的两种力量发生尖锐斗争，我曾经提出折衷的意见。当时我说：‘大家不应该坚持下去，不然，学校将受到很大的损失！’其实，那样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学校，就是垮了台，也不是对于革命没有利益。我之所以怕学校垮台，而破坏学运，无疑的是怕反动统治垮台，也就是怕我个人的地位垮台。”①实际上，汤用彤的提议既兼顾双方利益，又非常适宜时势。因而这场运动的双方都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汤用彤的这种主张，实现了斗争策略的重大转变。　　1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工委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决定停灵复课。在一定条件获得满足后，先复课，待其他要求解决后再出殡。经地下党做工作，12月1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通过修改复课条件的决议。12月20日，昆明罢课联合会召开各校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后的5项复课条件：（1）保障人身自由，不因此次事件开除学生，解聘教师；（2）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3）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消息言论；（4）政府负责死伤善后费用及赔偿公私损失；（5）查办杀人主犯李宗黄、关麟征等人。　　这时联大主席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在国民党当局的强大压力下正准备辞职。中共地下党通过闻一多对梅贻琦做工作，向他说明学生顾全大局，珍视联大前途，只要满足适当的条件，学生定会复课。梅贻琦对此表示支持学生的要求，熊庆来也及时收回了辞职电报，并积极同当局进行交涉。在联大等校进步师生争取下，到12月24日，学生的复课条件基本得到满足。至此，“一二·一”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12月25日，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会发表《复课宣言》，宣布“停灵复课”，并继续为反内战和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到底。下午，梅贻琦接到周炳琳来信，说可暂不辞职。晚上，梅贻琦到才盛巷看望周炳琳，周留梅吃晚饭。汤用彤、贺麟也前来劝周炳琳不要辞职，晚九时他们才一起离开周家。12月27日，昆明全体学生宣告复课。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次大规模以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运动从11月25日的反内战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烈士出殡为止，历时近4个月，有力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　　昆明师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重庆、成都、上海、遵义等城市都兴起群众性的声援活动。“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当时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树起的第三个里程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