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初所接受并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是被动的，并未从实质上真正理解和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并非直接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著作，而是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哲学界所理解并解读的，在某些地方存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的曲解和误读，没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的关系，片面地强调和夸大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观点，放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政治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等原理的掌握和认识还有所欠缺。用“苏联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避免了一些弯路和曲折，但是在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探索中，逐步显露出问题和失误。长期以来，在党内形成的奉“苏联模式”为经典的思维定式和依附惯性，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精神，用僵化教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神圣化，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贫乏，对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并未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正确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特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等问题上都存在思维误区。中国革命在“苏俄形态”哲学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随意对马克思主义曲解、肢解、断章取义、“贴标签”，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两次较大的挫折和失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但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思考，否则将遭受更大的失败。由此可见，党在实际斗争中的失败和教训究其原因是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理论准备不足，现实的革命实践又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总结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要摆脱“苏俄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束缚，开创一条适合符合本民族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道路。　　（三）文化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善于用文化引领革命事业的前进方向，增强人民的凝聚力。毛泽东认为，由理论工作者组成的文化战线，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的文化是发动革命的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战胜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自由、独立、解放的重要保证，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繁荣抗日革命根据地文化，才能确保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增长缓慢，文化事业电相对比较落后，文化设施缺乏，学校教育发展滞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知识分子人数比重极少，文盲率高达99%，整个社会处在思想蒙昧、知识贫瘠、匮乏的环境中。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推进根据地建设，边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农民分到土地，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政治上，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保证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人民生活改善，政治上当家做主，就要求识字、学文化、掌握科学，解决思想贫瘠的问题，摆脱文化困境。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满足边区人民在文化方面的需求，大力推行群众的文化教育活动，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系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1940年1月5日陕甘边文化协会**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分别作了《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论文化统一战线》三个报告，并发表了《陕甘边文化协会**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些报告和宣言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出系统完整阐释，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发展方向、性质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说明。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他把新民主主义文化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张闻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四个特征：“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