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释义/李瑾

我一直觉得，《论语》可能暗含了某种“命运”关系，首章《学而篇》开宗明义谈“学”，末章《尧曰篇》以“君子”概括总结，是不是意味着“学”是《论语》之始之根，目的是为“君子”？首章首则以“人不知而不愠”，对应末章末则“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不是意味着君子首先从“己”出发，然后及“人”的？上述感觉在写作《论语释义》过程中十分强烈，以至于认为这种对应里包藏了孔子的失败。 孔子之世，天下无道，民不聊生。当此关节，夫子把败乱的根源归结于人，特别是上位者，认为天下无道的主因在于上位者为政不以德、为国不以礼，且由于名不正，言不顺，导致“民无所措手足”。他的逻辑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一旦邦国有道，远人莫不归附。孔子要做的，就是将上位者培养成文质彬彬的君子，在他看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位者只要“无为”“恭己”，做个君子，就可以德化民，此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过，君子并非只是针对上位者，而是包括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当然，孔子似乎也注意到这种要求过于空泛，故而将君子限定为精英群体，常常拿君子和小人对比说事。 如何做君子，或者说怎么培养君子，孔子的方案只有一个字，这就是“学”，亦即通过“学”确立人之为人和人之为政：人之为人的*高境界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为政的*高境界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需要指出的是，儒学是一种秩序/关系学，孔子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处理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秩序/关系问题。其中，人与自己的关系处于整个问题的核心。这一点至关重要。面对失道失礼失乐之天下，孔子救时救世救人的出发点是反求诸己，通过回答“何为己”这样的终极性问题，解决何为人、何为政/国这样的社会性问题，亦即通过“为己”实现“为人”，通过“克己”实现“一匡天下”。 孔子之道，不外修身，这点确切无疑，但“修身”二字恐流于迂阔。若自他的思想体系中拈出一个统摄性词语，非“学”字不可。《论语》中出现“学”的有四十二则，计六十六次，出现次数比在《易经》《尚书》 《诗经》中合计起来多三倍。邢昺说：“学者，觉也”。毛奇龄说：“学者，道术之总名。”李光地说：“学字，先儒兼知行言。”上述讨论恐怕并没有抓住孔子思想的精髓或落脚点。在孔子这里，“学”并非没有目的，其价值指向是为“君子”，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什么是人格呢？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他，叫作‘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他，叫作‘君子’。”《论语》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是开始，也是目的；人是器用，也是价值。孔子将“礼乐崩坏”根源于人，他的治理之道也在于成人，即通过内向求己之“学”，成人、为君子，达到入世的目的。不得不说，“学”为“君子”是《论语》的主体指向，邢昺讨论《学而篇》时即曰：“此章劝人学为君子也。”在中国文化脉络谱系上，孔子**个将“学”和人统一起来，没有孔子，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尸子的“学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荀子的“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恐怕都难以获得“立人”的价值指向。在孔子心中，学即人，人即学，“学”是区别于他者的核心之德，也是自我完善的必然途径。故而陈来指出：“‘好学’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基础性的概念。”一句话，“学”是《论语》阐释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孔子将它推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正由于孔子，“学”成为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一种超越性价值追求，可以不仕不贾，但“学”却不可须臾离之。 按照个人统计，《论语》中出现“君子”一词的有八十六则，计一百零八次，和“仁”出现的次数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易经》《诗 经》中分别出现了一百二十七次、一百八十六次。不过，《论语》中的“君子”和前经典的用法并不一样，出现了明显的语义迁移。孔子之前，划分君子的依据是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到了夫子这里，则是道德标准，故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上述迁移首先来自对“天”以“德”授命的认知，亦即政治观念的变更促进了“君子”含义的革新。周代商后，“德”成为“天命”归之的依据，在有识之士看来，只有“终日乾乾”，“君子”才能不失位。当“德”成为新的人才评价标准，君子不再是血统或地位的象征，而是一个拥有崭新德行精神的阶层和群体，进而提炼为一种规范性、理想化的人格要求。不得不指出，赋予“君子”新义是孔子顺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的伟大创造，而《论语》则是**部将君子平民化、精神化的经典作品。《论语》之后，《孟子》（七十七次）、《荀子》（二百八十五次）、《韩非子》（三十四次）中的“君子”已成为一种对成人的普遍规定。钱穆说，“孔子之教重在学。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经过孔子发明，“学”就是“君子”，“君子”就是“学”，“学”乃中国文化繁衍不息、士人君子日用不辍的“道”。 《论语》中，君子是人格完美的典范，当“学”的目的在于让自己为“君子”，即成为个体的真正主人时，“学”不再只是认知性行为和求欲性活动，而是一种价值性行为和道德性活动。需要补充的是，“君子”一词蕴含着修己和治世两个层面，一方面修己为了心性，这是质；一方面修己为了治世，这是文。就“为心性”而言，孔子眼里的君子是安贫乐道的自得之士，他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自得之乐被周敦颐称为“孔颜乐处”，突显的是君子的道德修养功夫。此一层面修己，根本的内涵是“仁者不忧”的破小我、成大我的生命境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内心和谐追求。就“为治世”而言，孔子眼里的君子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有志之士。《荀子·王制》中的一句话可作为总纲，其云：“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在孔子眼里，管仲虽小德有亏，但其能匡天下，便可以“如其仁”，也就是说，利天下者方为君子。这种家国情怀、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是君子人格建构的重要内容。“为心性”和“为治世”是可以和谐地统一在君子身上的，这就是所谓的“达退之道”。 有一句话值得特别留意，即“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孔子这里，“我”始终是人生*大的问题和难题，为君子的关键是树我又去我，即通过修己以成人，树立起大我，将“我”与人区别开来，又要去掉小我、私我。邢昺对此有精当的理解，认为这句话“论孔子绝去四事，与常人异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师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为度，故不任意”。孔子的去我并非无我，而是将“我”放在一个德性的场域中，而且这个“我”是需要不断学而习的，体现在“温故而知新”之日日新的过程中。正基于此，孔子始终把自己当作“学”的化身。孔子在世时，便“遭遇”了对自己的神化问题。太牢以为孔子是圣人，子贡则直接认为是天生的。孔子没有顺水推舟地自认，或沾沾自喜地默认，而是实事求是地认为，自己不过一个学习者，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获得了各种技能。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不回避自己的低贱出身，也不以大师或圣人自居，这既是“学”的正确态度，也是“学”的结果。孔子为何强调“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无非是想提醒世人，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可以成人、成君子，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获得了培养、辅佐上位者并教导他们“立己”为君子的“师者”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