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公法学大师

　　1.方法论基础　　迈耶关于行政法学的使命的理解在关于法国行政法的相关论述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对于法学而言，重要的是法律主体之间的意志权力根据主观权利的标准表现出来的形式。在他看来，这些形式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构成法学的体系。这种思考方法不同于行政理论和国家学，不在于确定行政机构的任务、目标和职能，直至今天，这种思考方法仍被称为“法学方法”。这种方法并非虚无的形式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而是要求实现法治国家。　　对此，迈耶的*初目的在于“法律思想”或者一般的法律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涉及宪法、国家和法治国家。它们部分是历史-描述性的，部分是规范的来源基础，因而同时是“原因和原理”。由此得出“行政法机构”是“掌握充分素材的法学辅助工具”的结论。它们在其相互关系中形成行政法学体系，又在相互区别中体现出来，但在内容上体现为从警察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进步，因为警察国家不是别的，“完全就是当权者的意志……对臣民的命令”。⑩迈耶所关心的是，建构起一个在全帝国范围内适用的行政法的“总则”。2.行政法的基本要素迈耶所定义的“行政”的概念在法治国家的权力分立背景下具有消极性：“行政是在司法之外，在法律制度之下为实现其目的而进行的国家活动。”若行政权不从属于法律，则成为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宪法和法律不是公权力的渊源或基础，而是其界限。公法是“行使公权力者之间的关系规则，同时也是公权力自身的关系规则”。行政法是“调整行使管理权的国家及其所管理的臣民之间关系的特定法律”。　　在行政的法律渊源中，制定法因其法治国家功能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迈耶将其定义为“一种规范，这种规范能够使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实现那种依据一般性特征来描述的事实状况”。法律的优先性和法律保留应当予以区分。法律的优先性的作用在于撤销那些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或者使其不产生效力。法律保留的作用在于干涉人们的自由和财产。这里，迈耶没有自己的创新，只是承继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学说，当时的主流学说忽视了1871年帝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　　在迈耶看来，行政行为的行为模式是司法形式的行政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模式确立起法治国家和行政机构之间的联系。根据他的传统定义，行政行为是“服从于其上级机构要求的一种表现，并且应当合理地规范个案中的臣民”。直至今天，人们仍然经常认为，《行政程序法》第35条**句规定的内容可概括总结为省略了上级机构的指示和以“公民”代替“臣民”。迈耶将法院的判决视为行政行为的典范，并且从与法院判决的对照中得出这些概念的特性。然而，他并没有仅仅将行政行为与受法律约束的行政权联系起来。他的目的在于将其与仅以法律为依据的法院判决区别开来。　　迈耶认为，行政裁量或者自由裁量是非依法律规定的权衡，亦即行政机构自己进行权衡，这涉及“公共福利（‘公共利益’）、正当性、合目的性”。“所有警察运用的自由创设之权”以及规章的性质所涉及的不仅仅局限于自由裁量的权力都是为了防御危险，但在法治国家中是例外。此外，（不同于当时的主流观点）在法律审查的范围内不仅应审查事实状况，还应审查与实现其目的相关的恣意专断。　　在教科书中，公法上的契约仅仅是作为行政机构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而组成的联合体的自由意志的形式而被略微提及。对于行政机构与个人之间达成的公法上的契约，迈耶在多年前就因这种契约缺乏同等的协议关系而不予认可。　　迈耶关于公共财产或者公法上的财产的研究虽然是不成功的，但是应予重视。对此，对他而言首要的是，面对私法保护公法上物的占有的特性，在现在的公共物权法中，大多数接受了公法与私法的叠加，而不是完全取代私法。　　在迈耶看来，行政案件中的权利保障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行政司法应当是行政法学建构的前提。行政法院也被看作是国家机构，设立这种机构的目的在于行使行政司法权。迈耶认为，实现主观公法权利的保障应通过行政机构和行政法院消除古旧的警察国家。迈耶提出，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取决于法律上的准许，但是，帝国范围内对于法律上的权利保障的争论也没有明确地禁止专断恣意。人们明确认可的是，在行政案件中，权利保障的实现也应受到一般性条款的限制，这意味着权利保障不必与特定的行政行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