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

　　在柯林斯·布鲁克斯的指导下，波斯纳撰写了一篇长达321页的论文，题目是“叶芝晚年诗作：一项批判性研究”。柯林斯·布鲁克斯是美国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践行的是他自己参与创立并传播的新批判主义。这种方法强调文本本身的重要性，在理解文本的含义时淡化（如果不是避免）对作者传记信息的关注。就好像作者与他所写下的文本之间的关联已经断裂，因此作者对于文本并不享有其他读者所没有的独特洞见。这种方法将文学视为自足的、自我指涉的系统。它试图理解文学的美学品质。其目标在于揭示文本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利用的是哪些材料，这些材料被这种方法的阐释者称为文本的形式属性，比如语气、讽刺、悖论、多义、复杂性，以及*重要的隐喻。作为新批评主义者，布鲁克斯尤其对隐喻、象征和悖论感兴趣。对这种方法的应用带来的是对一个文本的美学赏析。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它的伦理、道德或哲学价值。这些旨趣留给文献学或文学史去追求。它们都是外在于文本的旨趣，与内在于文本的形式属性无关。这种方法首先而且或许*著名的应用领域是17世纪英文诗歌，比如令马维尔和邓恩重新声誉鹊起，但也被应用到戏剧和小说领域。有人或许会指出，布鲁克斯新批判风格的*佳论文是“裸婴与男子气的披风”，收录于他的《精致的瓮》（1947），其中不仅阐释了《麦克白》中所有的服饰意象，还证明了这是整部剧的关键。 波斯纳的论文以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晚年诗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叶芝是他所处时代*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晚年诗作作为一个整体尚未被认真研究过。个别的诗作得到过讨论和赞美，但这些个别诗作所在的诗集还没有被当成书籍来加以研究，尤其是缺乏对这些晚期书籍作为一个集群的研究。波斯纳仔细阅读了单个的诗篇，但他把研究触角延伸进了收录这些晚年诗篇的书，并且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群体，这就是波斯纳对新批评主义方法的应用。研究叶芝晚年诗作不只是研究他*著名的那几首，比如“驶向拜占庭”和“长腿蚊”，虽然波斯纳也写过关于这些诗作的长篇解读。他有时候会跑到这种方法之外去，采用他后来所称的折衷式的新批评主义方法，借助传记、自传以及叶芝的其他散文作品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即他从叶芝的书中辨析出的相互关联性得到叶芝本人的默默支持。这就是波斯纳的切入角度，主张一种内在聚合性，构建和深化对非宗教玄思——即诗性想象——的探寻，所有这些都导向一种论点，即隐喻是诗性想象的核心。他*终主张，隐喻作为连接于想象的部分帮助诗人以及我们这些读者通过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斡旋而生活于这个世界。隐喻成为一道大门，通向他所称的“客观世界的可理解性。” 本科生学者论文至少有两个原因值得重视。一个是它展示出波斯纳作为一个读者、写作者和研究者的深度。不仅是因为他对文本的精微解读通常十分微妙，富有想象力和原创性，而且因为他对一流文学评论家的批判性评论的处理也表明，他对这些文献的理解足够深刻，以至于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这些评论家的同道。另一个是，尽管波斯纳在论文中展现的解读和写作技巧已经足够令人叹服，*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对新批评主义方法的把握和训练有素的应用。他在论文的导论部分写道，采用通常的方法来研究叶芝的诗作，“借助他的传记、书信和其他公开发表的意见，仅仅具有有限的价值。这或许会给我们提供线索：但它不会揭示出基本的范式。反之，如果评论者在研究叶芝诗作时首先着眼于文本本身，通过体察人微和坚持不懈地阅读文本，并且抱着发现形式与秩序、反复重现的范式与连续性的目的去考察相关的大量诗作，那么，我相信，他就比别人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去了解叶芝诗作中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