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9.5 美国怎样才能赢得未来 在20世纪之初，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青少年是高中毕业生。当时大学毕业生往往是社会上的精英群体，在经济领域则是非竞争性群体。中学教育的回报非常大，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在19世纪末，教育的变革效应对所有父母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把子女送进学校读书。到了20世纪初，随着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的不断提高，中学教育带来的有利效果促使草根阶层自发地努力建立起了大众化、免费的公立高中。到了20世纪中叶，高中毕业文凭已经成为了一个通常的标准，唯一重要的例外是非洲裔美国青少年，他们往往没有机会入读高中。 随着受过教育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工资溢价开始下降。多接受一年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触及了历史蕞低水平。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教育工资溢价又开始回升。 现如今，高中教育的经济回报仍然相当可观，大学教育和更高层次教育的经济回报，也处于历史蕞高水平。但是，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美国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像100年前那样，在强大的经济激励作用下迅速提高。 高中辍学者的经济前景不可能很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美国青少年，在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之前就早早辍学了？既然努力获得大学学位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为什么美国青少年的大学毕业率，未能更加迅速地上升？目前的美国，高中毕业的教育水平仍然没有完全普及，大学毕业率也仍然低于20世纪中期的高中毕业率。 似乎有两个因素阻碍了许多美国青年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弟一个因素是，高中辍学的那些青少年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此外还有许多人虽然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但是在学业能力上还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第二个因素是，有些青少年虽然已经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来源。 有一些人认为，那么多的青少年之所以无法做好上大学的准备，根本原因在于从幼儿园至12年级教育资源不足。根据这种观点，美国许多州的教育资源的增长，并不能满足许多学生学习能力不足的需要，也无法应对学校女教师的其他潜在就业机会所带来的挑战。研究表明，小班化教学、更高的教师工资和更多暑期学习机会，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在田纳西州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随机分配实验——“生师成就比率”（Student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　STAR）项目——的结果，有力地表明：在低年级阶段，小班化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对来自贫困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孩子来说，作用尤其大。 但是，那些对学校资源不足假说持批评态度的人，却反驳说，近几十年来，增加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支出和缩减平均班级规模的尝试，既没有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没有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他们的观点是，从幼儿园至12年级的教育，正面临着一个“生产率”危机，而这个危机则与多个因素有关。近年来，州财政提供的教育经费，相对于地方财政不断增加，再加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学校经费均等化计划的影响，可问责性与教育资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化了。此外，可以选拔和留住蕞有才华的教师的激励措施，往往付之阙如，同时在许多大型学区，教育管理机构日益官僚化，严重缺乏灵活性，这种僵化有时还是由教师工会所带来的。解决这种生产率危机的方法是，通过组织考试和推行毕业标准来加强可问责性，设计出能够有效筛选出并留下优秀教师的方法，以及增加家长的选择权。 在许多学生看来，美国从幼儿园至12年级（K12）的教育体系算不上至善至美；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美国的学校是在让特定类别的学生的希望落空。被教育体系抛在后面的，主要是在位于老城区的学校上学的少数族裔孩子，他们后来都变成了没有做好上大学准备的青少年。美国教育体系原有的一个优点——对中小学区的依赖——可能是导致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在以往，美国的教育体系能够通过居民对自己居住地的选择，促进各教育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但是，这个系统可能并不适用于居住在老城区的贫困居民，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迁居到新的学区中去。如果能在不需要居民流动的情况下，扩大低收入家庭的教育选择权（如增加可供选择的公立学校，建立特许学校，发放教育消费券，等等），就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处境，尽管关于这些政策有效性的现有证据，指向的结论并不清晰。 然而，对于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更多学校教育可以带来很高的经济回报，以及教育是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这两点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是他们所不知晓的）。这些青少年身边的成年人当中，没有多少是曾经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过成功的榜样，而且他们的同龄人也经常对学业有成的优秀学生抱有莫名的敌意。为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直接经济激励的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打破那些想接受教育并愿意在学校里通过努力取得优异成绩的孩子，所面临的障碍。 但是，即便是这类针对学龄儿童的政策，对于来自那些问题家庭且早期学习环境不佳的孩子来说，可能也已经为时过晚了。美国民众受教育程度增长缓慢的一个潜在原因是，自1970年以来，生活在贫困家庭和单亲家庭的美国儿童的比例，大幅上升。如果不及早对这些儿童采取干预措施，学校将很难克服他们入学时其实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 育儿计划，以及儿童早期健康和教育干预措施，很可能是与个人日后的人力资本投资互补的。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赢在起跑线计划”（Head　Start，或译“启蒙计划”），这是联邦政府蕞大的学前教育计划。现有的大量研究表明，针对低收入家庭的高素质儿童的早期教育项目的投资，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然而，即便我们能够帮助青少年为上大学做好一切准备，也仍然存在着第二个障碍。有些青少年虽然做好了上大学的准备，但是家里太穷，无法负担大学教育的相关费用，而且也可能难以获得足够的助学金或教育贷款。如果让上大学变得更加容易，那么就可以提高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并鼓励他们通过学习更难的课程来更好地为上大学做好准备。自1980年以来，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费一直在迅速地上升，其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见第7章图7.10）。与此同时，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够获得的助学金却增长得不够快。 接受大学教育的成本，对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的青少年的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自1980年以来，由于大学教育回报率居高不下，大学入学率大幅上升，但是即便是在学业成绩和考试分数相似的学生当中，因父母收入、种族和族裔等因素所导致的大学入学率差异，也相当可观。高等教育的高成本、信贷市场的限制，以及学生对债务的厌恶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得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在高等教育中掉了队，甚至还导致不少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落了伍。 人口统计特征，也影响着大学入学机会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婴儿潮中出生的各同龄群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巨大的人口基数对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适龄大学生人数的激增，降低了每个学生可以获得的公共资金补助，同时还产生了让公立大学和学院提高学费的压力。摊到每个学生头上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减少，与进入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此处原文为“下降”，似有误。——编者注密切相关。在许多州，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同龄群的规模有所减少，但是由于面临着同医疗保健、刑事司法等公共支出需求日益激烈的竞争，每个学生所能获得的高等教育仍然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