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史(1898—2015)(第三版)(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小就独立自强、勤奋刻苦，敏于自学而饱读诗书，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底子。19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任中学国文教员，完全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获得事业上的不断进步，先后任小学校长、劝学员。早早走入社会练就了他独立但又忍让、坚强而又易妥协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他因此而与“五四”运动失之交臂，成为这场重大历史事件的旁观者。这种心态和姿态深刻地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他始终与真正残酷惨烈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保持着某种微妙的距离。　　1923年，他发表处女作白话小说《小铃儿》。1924年，他25岁时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为学习英文而拼命阅读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特别钟情于狄更斯、康拉德、哈代的小说。这些欧洲文学的宝贵经验后来被他扬弃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使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和现代性品质。然而，他没有像徐志摩那样很快融入英国文化生活，相反，他一直与英国社会扦格难人，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将异国作为反观、省思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参照系。英国式文化思想观念并没有真正深入其心，占据他心扉的仍是故乡故国的人事，于是他为排遣思乡之情而业余醉心创作，进而真正走上文学之路。　　在英国期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日》、《二马》等，寄回国内发表于《小说月报》。这些小说成为现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奠基性作品。归国途经新加坡逗留期间，他还创作了儿童文学作品《小坡的生日》。《老张的哲学》以信奉“钱本位而三位（经商、做官、办学）一体”哲学的北京市民老张制造两对青年的恋爱悲剧的故事，开启了他对“幽默”文学语言的探究之路，也初步显现了他描绘北京市民生活画卷、刻画北京市民形象的才能。《赵子日》着眼于20年代北京青年学生群体生活，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青年形象，显露了作家对于国家与个人、时代生活与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和体悟。《二马》将人物活动场景转向伦敦，以马则仁和马威父子与房东温都太太母女的交往和冲突，在异国文化和异国人性的参照之下，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在这几部作品中，老舍将早年的初恋情结融入小说创作中，形成了一条理想爱情为“副线”的叙事线索，叙述理想爱情的追求与消解，于不自觉间透露出作家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心理。这些早期创作既是作家早年个人生活、感情和思想的投射，积淀了作家今后文学创作的基本元素，又是作家探索白话文学语言和“幽默”语言风格的肇始。不过，这些作品多在“幽默”语言轨道上滑行，缺少有力的控制和管束，甚至有时会逞口舌之快而抓住一点肆意发挥到惹人生厌的地步。好在作家有足够的反省精神和警醒自觉，很快就悬崖勒马，随着他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实践而拉紧了“幽默”语言的缰绳，逐渐控制、调理而*终达至成熟，直至精妙绝伦。　　由于敬服康拉德对南洋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独特书写，加之经济原因，老舍在归国时特意选择途经新加坡作短暂停留，在这里创作了儿童文学作品《小坡的生日》，开始有意拓宽创作路子，节制语言。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写作，潜心探索白话文学语言，积极进行白话文学创作。1932年创作的长篇科幻寓言小说《猫城记》，是他回国后对国家外交内政和文化人性等全面失望而又热切渴望新生的思想感情结晶。小说假托火星上的猫国人性和文化生活细节，激烈地讽刺和批判了中国国民劣根性和当时中国混乱的政治和教育局面。因愤激情绪左右，此作毫不掩饰作家的愤怒、憎恨、失望甚至厌弃之情，语言几乎抛弃了由同情、宽容、原宥而生的“幽默”之姿，尖利的讽刺锋芒直指醉生梦死、胆小怯懦、自私糊涂的猫国人，仅对大鹰这样明了责任、勇于担当的个别人网开一面。猫国*终在矮人国的侵略下彻底灭亡，“连他们的苍蝇恐怕也不能剩下几个”，令人无尽痛惜和深切反省，也让读者触摸到作品中跃动着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注。　　从1933年创作长篇小说《离婚》始，老舍的目光重回北京人文世界，其笔墨也重返“幽默”之路，并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学风格。一方面，作家借助文化转型时期承载着丰富伦理文化寓意的“离婚”母题，围绕离婚事件展现北京市民社会各色人等的文化角色心理意识和矛盾尴尬的现实处境，延续和确立了书写与反思北京市民社会生活和市民文化性格心理这一主题，特别聚焦嘲讽了折中、敷衍、糊涂、怯懦等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老舍着力锻造自己的文学语言，琢磨幽默与讽刺、技巧与控制、感官趣味与理性判断等等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语言艺术特色。　　在创作《牛天赐传》等长篇小说的同时，老舍提炼因“一·二八”事变被毁的《大明湖》书稿片段而为短篇小说《月牙儿》、《黑白李》等，还创作了《我这一辈子》、《断魂枪》、《微神》、《柳家大院》、《老字号》等短篇杰作，陆续推出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短篇小说集。小说艺术逐渐走向成熟，语言更加丰富多姿而又不脱其素朴通俗、生动传神之质，由早期的长于叙述转向注重叙述与描写相结合，并长于借助故事内**人称叙述加入旁白议论，大大提升了其作品刻画人物、营造环境氛围的细腻和深入程度。这些短篇杰作基本上都专注于北京大杂院市井小民的波折人生，人物背景里始终晃动着时代政治经济动荡的阴影。各种性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市井小民都逃不脱这个巨大阴影的笼罩，无可挽回地滑向寂静、衰败、沉沦甚至死亡，这昭示着历史前进与道德式微之间的二律背反。这些作品超越前期作品较为单纯的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而具有了浓厚的普适性哲理意蕴。*能体现这种宿命式悲剧的，无疑是老舍1936年9月至1937年9月连载于《宇宙风》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骆驼祥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老舍先后赴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积极开展通俗文艺和话剧创作，写出了《残雾》、《大地龙蛇》、《国家至上》、《归去来兮》（《新罕默列特》）等话剧，通俗文艺集《四三集》，大鼓体长诗《剑北篇》，长篇小说《火葬》，出版短篇小说集《火车集》和《贫血集》以及一些京剧作品。这一时期的话剧作品多为配合抗战宣传而成的急就章，有着鲜明的政治宣教意图，加上这是作家在话剧领域的初步尝试，总体艺术水平并不高。但毫无疑问，这些创作活动为老舍新中国成立后能取得杰出的话剧成就铺垫了厚实的艺术基础。抗战期间流离辗转的生活和多方面的创作实践，使作家更深入地接触中国抗战时期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更广泛地了解抗战时期多样分化的中国人，更好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短长，更加贴近通俗文艺并多有实践。在对通俗文艺形式的学习模拟中，他不断揣摩中国民间文化精神和民间文学语言艺术，将之融入自己的创作中。正是有了这些历练，加上他前期创作经验的充分积淀，终于酿就了他史诗性的抗战历史鸿篇巨制《四世同堂》。1944、1945年完成《四世同堂》前两部《惶惑》、《偷生》，1946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在美完成第三部《饥荒》。此间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以表达他对抗战时期广泛接触的通俗文艺工作者的充分敬意和深切理解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