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焦虑和药物的那些事

治愈的魔力从何而来 不管利弊如何，氯丙嗪的发明和广泛应用都非同小可，对于它做到和没做到的部分都是如此。这种药物彻底改变了困扰患者多年的严重精神疾病，促进了去机构化运动和社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崛起。这种药物*终削弱了美国人对精神分析根深蒂固的偏好，就连*致力于谈话疗法的临床医生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胶囊比任何皮沙发和谈话更能快速有效地帮助患者恢复头脑。但在一开始，这种药并没有激发人们去探究以下问题：它为什么有效？它是怎么起效的？没人知道答案，反正有效就行。这种胶囊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某些方面，精神疾病是一种基于大脑的现象。但除此之外，当时的人们再无其他相关的认识。 任何可行的理论都要经过多年才能出现。那时，DNA的双螺旋结构刚刚被发现，但直到今天，人们对它在精神分裂症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只是一知半解。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了精神分裂症的双重束缚理论。该理论认为，当父母给孩子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时，精神分裂症就可能出现。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在受到口头表扬的同时经常受罚，就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随着研究人员发现其他更有说服力的可能病因，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抛弃。后发现的可能病因多与脑组织形态学、遗传倾向性，以及神经递质多巴胺（可能是*重要的因素）有关，这些内容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医生在没有任何研究假设，也不知道药物如何以及为什么起效的状况下，就贸然给患者开药，这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吗？看起来是这样，但反过来想，如果医生有了可以恢复患者生命质量的药物，却因为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而不愿开药，这难道就是负责任的表现吗？氯丙嗪向我们揭示了经验主义的绝对力量。它在许多方面为后来更有针对性的精神药物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我们对药物的了解远比想象的少得多，精神药理学的很大一部分知识产生于黑暗。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它*大的弱点，但也有人会说，如果你能够理解那种在黑暗中坚持、秉持的信念以及一路上可以发现的事实，那么这将会是它决定性的力量。 早在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的德国裔药理学教授奥托·洛伊（Otto Loewi）就证明了人类发现的**种神经递质有何功能。这种神经递质恰好也是大脑“原始汤”的一部分，存在于神经组织内。今天的科学家知道，人的大脑中有40余种不同的神经递质，但洛伊只知道一种——他发现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乙酰胆碱介导了神经信号在细胞间的传递，这个发现让他*终获得了诺贝尔奖。作为对这一新知识的回应，精神病学家在30年代曾多次尝试给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乙酰胆碱，希望缓解他们的病情，但都没有成功。从20年代发现乙酰胆碱到50年代“精神病学界的青霉素”氯丙嗪诞生，其间几乎没有新的大脑化学物质被发现。事实上，那时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承认大脑是通过神经细胞的化学信号来运作的；许多科学家怀疑，任何此类信号在本质上都是电的，而不是化学的。 就这样，在对其作用原理一无所知，也没有确切方法来研究这些原理的情况下，氯丙嗪被投放到了全世界。尽管有过前额叶切除术的先例，但直接切开患者的头骨，然后在里面戳来戳去以追踪药物的痕迹和影响，是行不通的。或许可以给动物喂药，然后牺牲它们来研究它们的大脑，但在20世纪上半叶，氯丙嗪发现之前，并没有这样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供科学家研究。除此之外，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建立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动物模型。这种状况*终得以改善，要归功于第二种抗精神病药物的发现和引入，那就是利血平。 在印度，萝芙木属植物中的生物碱被用于治疗发热、呕吐、蛇咬伤、失眠和精神错乱，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应用历史。来自此种生物碱的利血平是和氯丙嗪在大约同一时间被引入美国的，只是氯丙嗪被应用于临床，利血平更多还是在实验中使用。1955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罗伯特·鲍曼（Robert Bowman）发明了荧光分光光度计（spectrophotofluorometer），这台机器让科学家首次能够检测出动物大脑中的其他神经递质。鲍曼的同事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研究血清素——百优解*终作用的神经递质时，使用这种新机器来判断给兔子服用利血平这种生物碱镇静剂，是否会对它们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产生影响。布罗迪发现，利血平会降低兔子神经组织中的血清素含量。这会使兔子变得无精打采、漠不关心，就像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一样。 这项新技术在刚刚起步的神经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也是向着更加科学的精神病学领域迈出的坚实一步。荧光分光光度计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利血平能够降低兔子脑中血清素、使其变得迟缓沮丧的发现，让研究人员终于能够打开那颗神奇的胶囊，发现氯丙嗪中的化学秘密和特征，通过了解它是如何起效的，从而使发现精神疾病的生理基础成为可能。 …… 大脑修复术 2005年，我**次和36岁的马里奥·德拉·格罗塔（Mario Della Grotta）交谈时，他留着平头，右臂上文了一朵玫瑰，脖子有大腿那么粗，戴着一条大金链子。他是那种会在工人社区酒吧里遇到的人，嘴角叼着一支香烟，手里拿着一个小酒杯，里面装满了琥珀色的液体。他看起来无所畏惧，其实并不然。直到4年前，他都倍受惊恐的困扰，每天都要花18小时完成他的刻板程序。他总是不停地数数，不停地检查。因为怕脏，他每天洗很多次澡。凡事他都要追求对称。他锁车门了吗？数数对了吗？他所患的病学名叫强迫症。法国人用一个恰如其分的短语表达了这种担忧的核心——foliededoute（怀疑性精神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多疑，凌驾于证据、经验主义和普通常识之上。对马里奥来说，他的整个生活都被塞进了一个带着锯齿的问号里。 14年来，马里奥一直深受焦虑之苦，一切治疗方法都对他毫无成效，*后，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巴特勒医院（Butler Hospital）的精神病医生建议他进行一种精神外科手术。在当前的医学环境下，这种手术通常被更中立地贴上“针对精神疾病的神经外科手术”的标签，以便与前额叶切除术及其新版本——扣带回切开术等被污名化的相关技术区别开来。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老式的精神外科手术一直被用于治疗焦虑性障碍，如强迫症及其“近亲”抑郁症。那时人们从手术中获得的好处都是伴有风险的，精神疾病的缓解常常伴随的是情绪低落和人格缺失。然而，今非昔比。20世纪90年代，为治疗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障碍而开发的大脑微型植入物，已被用于治疗一些*棘手但很常见的精神问题——焦虑和抑郁。如今，这些神经起搏器仍具有很强的试验性，仅适用于其他治疗都失败的患者。尽管如此，人们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两种疾病的严重患者除药物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选择。 与过去的精神外科手术不同，新手术不需要破坏神经组织，也不需要像拆除电话线一样切断连接这里或那里的整个神经束。现在的外科医生会为大脑安装一种相当于假肢的东西，即植入电极，通常一套总共8个，每个脑半球4个。如果正确编程，这些电极会发出恒定的电流，理论上会阻塞那些恼人的大脑回路，那些总在不停地说“你很差劲、你很差劲、你很差劲”或者“完了、完了、完了”的脑回路。 这对马里奥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建议。为了打破他疾病造成的恶性循环，他同意手术，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如果他不喜欢神经植入物，可以直接把它们关掉。因此，马里奥成为**批接受这种手术的美国精神病患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