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浪人生

我在悬崖见到的**个大日子 冲浪总有它的极限，一条恐惧线，让它与众不同，至少和我了解的其他运动不同。你当然可以和同伴一起冲浪，但当浪变大了，或是遇到麻烦时，你周围似乎就不会有人了。 那里的所有事物都令人不安地与其他事物交缠在一起，波浪是游戏场，是目标，是冲浪者*渴望和倾慕的对象。而波浪是对手、强敌，甚至是你的死敌。冲浪则是你的避难所，是快乐的藏身之地，但也是一片充满敌意的荒野——一个时刻变化的无情世界。13岁的我几乎不再相信上帝，但这是一个成长，并且在我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洞，让我感觉自己被遗弃了。海洋就像一个漠不关心的上帝，有着无法估量的力量和无尽的危险。 然而，即使你只是个孩子，人们也期望你每天自己想办法应对。你被要求——这关乎生存，至关重要——了解自己生理上和情绪上的极限。但是，如果不经测试，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极限？万一没通过测试呢？你还被要求在情况危急时保持冷静。每个人都会说，恐慌是溺水的**步。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的各项能力是被假定不断增长的，这一年你无法想象的事，也许隔年就可以一想了。我1966年从火奴鲁鲁寄出的信，*近被好心地还到了我手里，信里头几乎都是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而不是对恐惧的坦率讨论。“别认为我突然变勇敢了，我没有。”但那些可以一想的事却在悄悄地、断断续续地向我涌来。 这情况在我于悬崖见到的**个大日子里变得显而易见。一个长周期的巨浪一夜之间袭来，成群而来的大浪比人还高，像光滑的灰色镜面，组成了长长的浪墙，多处积蓄着强大的能量。我非常兴奋，没想到居然能在我后院的浪点看到这么棒的浪，我一改平日的羞怯，起身和人群一起在主浪峰区冲浪。但我与他们实力悬殊，我很害怕，而且我还被*大的浪群打伤了。当我被6英尺高的浪卷进去时，尽管我来了个“乌龟翻身”（把冲浪板翻过来，从水面下把板头拉低，双腿缠在板上，死死抓住板的边缘），但我还没有壮到足以抓稳我的冲浪板。白浪从我手中夺走了冲浪板，然后抽打我，浪头按住我，按了很久，结结实实地揍了我一顿。那天下午我几乎都在游泳，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待到黄昏，甚至抓到几个圆润的浪。那天我还在人群中看到了莱斯利·王，看得我胸口如受重击，他在巨浪上待了那么久，动作是那么优雅，我的身心都在嘶喊： 那是世界上我*想要的东西。当天晚上，家人都沉睡了，我躺在竹编的躺椅上，无法入眠，肾上腺素的余波让心脏还在怦怦跳，烦躁地听着外头的雨。 夏威夷的日常 我家在库拉马努的小房子里的生活感觉像是个权宜之计，一点都不像典型的美国家庭。墙上有壁虎，地下有蔗鼠，浴室有巨大的水臭虫。我妈学会了判断那些奇奇怪怪的水果（芒果、木瓜、荔枝、杨桃）成熟与否，然后骄傲地去皮切片。我不记得家里有没有电视。本土黄金时段播放的热门情景喜剧，例如《我的三个儿子》（My Three Sons）、《太空仙女恋》（I Dream of Jeannie），以及我*爱的《糊涂侦探》（Get Smart），现在似乎像是被留在了另一个世界的黑白梦境里。房东沃兹沃斯太太老是用多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尽管如此，我发现了一个好处。她有个园丁，这让我的生活轻松多了，以前在加州时整理院子花了我很多时间。 我们这种异国情调的新生活还有一个好处： 大家拌嘴的时间少了，也许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忙着惊叹我们的新环境。就算有争执，也不会升级到在洛杉矶时常有的高分贝尖叫，轮不到皮带上场或者打屁股。当我妈大喊“等你爸爸回来找你算账”时，现在似乎也不是太认真了，这就好像她只是在狡黠地模仿过去的自己或是电视上的某个妈妈，连我的弟弟妹妹都察觉得出来。 我父亲每周至少工作六天，若遇到他不用工作的单周周日，我们就会全家出动在岛上漫步，也许穿过陡峭的、淌着水的、风大的帕里（这个山口就像浮在火奴鲁鲁的一堵绿墙），也许到比科科头还远的哈纳乌玛湾（Hanauma Bay）野餐，在那里的珊瑚礁间浮潜棒透了。父亲几乎每天都是傍晚回家，在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会去卡哈拉一家购物中心的海盗主题连锁餐厅吃饭，那家店叫海盗旗（Jolly Roger），菜单上的汉堡都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笔下的人物命名的。某个晚上，我们全家六人挤进老福特，开到莉留卡拉尼公路（Liliuokalani）上的汽车电影院看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我还记得这个，是因为我全写进了给洛杉矶的朋友的信中，我形容那部影片像“迷幻药”。 夏威夷对我父亲而言是个又大又有趣的地方，他经常在外岛，带着电影摄制组和牛人进入雨林、偏远村庄，或在摇摇晃晃的独木舟上拍摄具有挑战性的镜头，甚至还在大岛的一个熔岩场拍摄佩蕾的故事。尽管他本人还不知道，但他的这些经历正在为他成为夏威夷专家打下基础，此后十年里，他几乎都在夏威夷群岛上拍摄电影与电视。他的工作与当地工会有过数不清的冲突，尤其是控制卡车司机和码头工人的工会，这实在很讽刺，因为我父亲也曾是个说话有分量的工会成员，来自密歇根的一个（铁路工人）工会人的家庭。的确，家族里这么传说，在我出生的纽约市，父亲在他担任新闻撰稿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演播室外被纠察队抓走了，当时他正与朋友组织罢工，那晚他是在牢里过的，错过了亲眼见证我来到这个世上。虽然父亲从没和我说过此事，但我们家之所以在我襁褓时期搬到加州，就是因为父亲是个工会活动的活跃分子，这也让他在纽约难以找到工作。那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道的时期。 大约在同一时期，夏威夷工会也在创造战后奇迹。在西海岸码头工人一个偏远社区的领导下，并联合当地日裔美国左翼分子，他们甚至将种植园工人组织了起来，改变了当时的封建经济。战前，在那个地方，管理阶层和警察就算是骚扰或谋杀了罢工者与活动组织者，也通常可以逍遥法外。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夏威夷的劳工运动也如同美国本土的一般，变得自鸣得意、将多兵少、腐败，尽管父亲个人挺欣赏几个天天找他闹的工会头子，但似乎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 父亲的工作为我们带来了奇特的生活经验，例如，一个亢奋的餐厅老板切斯特·刘牢牢抓着与《夏威夷之声》的关系，数年来我家参加了无数次他主办的夏威夷烤野猪宴、烤乳猪大会、市民活动等，大部分都是在他的某家门店里。 父亲对当地工人阶级的文化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火奴鲁鲁的街道（也许还包括学校）对一个还是孩子的白人而言极具挑战，先别提别的，光看有个恶名昭著的非正式节日叫做“杀死白人日”就知道了。关于这个节日的讨论很多，包括当地报纸的社论（持反对立场），不过我从来没搞清楚到底是哪天。“黑驴说哪天就是哪天。”我们“酷孩”的老大麦克说。也从没听说这个日子里真的杀过人。人们说，“杀死白人日”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歇了班在威基基和市中心的红灯区成群游荡的军人。看到我*好的朋友是当地人，他们又把冲浪板寄放在我家，我想这让我父亲放心多了。他们看起来都是知道分寸的孩子。 父亲总担心有人仗势欺人，他告诉我，如果遇到大块头，寡不敌众，我得“抓根树枝，拿块石头，反正任何能用来自卫的东西”，讲这话时他情绪异常激动。是想到了很久以前在他家乡密歇根州埃斯卡纳巴（Escanaba）遭人殴打、羞辱的事吗？还是想到了他的孩子，他的小比利落单后被歹徒欺负，让他坐立不安呢？不管怎样，我从来没照他的话做。在加州郊区伍德兰山（Woodland Hills），也就是我们的旧家那儿，我的确打了不少架，有几次还真的用上了棍棒和石头，但情况很少像我父亲想得那么严重。确实有一次，有个我不认识的墨西哥孩子在放学后将我摁在胡椒树下，压住我的胳膊，把柠檬汁挤到我的眼睛里。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捡根棍子的，但在那之前我实在很难相信会发生那种事。柠檬汁？挤到我眼睛里？还是某个不认识的孩子？我的眼睛痛了好几天。我从来没有把这事告诉父母。这违反了“男孩守则”（Code of Boys）。我也从来没让父母（或是其他任何人）知道弗雷塔斯和他用那可恶的木条打我的事。 我父亲怕得像个孩子，这事儿我想象不来。他可是当爹的人啊，大比尔·芬尼根，壮得像头灰熊。他的肱二头肌让我们惊羡不已，像打磨过的橡树瘤，而遗传了母亲那种四季豆身材的我，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手臂。父亲似乎谁都不怕，的确，他脾气暴不饶人的个性挺令人尴尬，也不怕在公共场合提高嗓门。他的好斗让我极不自在，有时他会问商店或餐厅的老板，告示上写的有权拒绝为某类人提供服务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方的回答不为他所喜，他就会愤怒地掉头去别家买东西吃饭。他在夏威夷倒是没这样做过，但在美国大陆发生过多次。我不知道，在种族隔离仍合法的当时，那类告示通常暗示“只向白人提供服务”。我只知道当父亲的声音拔高时，我只能害怕又绝望地盯着地面。 母亲叫派特，娘家姓奎恩，她的纤细身材会让人误解。可是她在丈夫几乎缺席且没有其他亲人帮助的情况下，似乎毫不费力地带大了四个孩子。她在洛杉矶一个社区长大，那里住的是白人天主教工人阶级罗斯福自由主义者，现在这个社区已不复存在。她那一代人，在战后步入成年人阶段，大体上无忧无虑地向上流动。她们个性开明，喜欢去海滩玩，几乎都搭上娱乐圈的便车： 丈夫在圈里工作，妻子则在郊区照顾家庭。母亲为人随和优雅，很懂得精打细算。小时候，我以为一周七天每晚都吃胡萝卜、苹果、葡萄干沙拉，是因为它提供必要的营养，但其实那是当时加州*便宜的健康食物。我母亲的娘家是爱尔兰移民，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区耕种维生，孩提时代的她受大萧条的影响比我父亲大。外公是冰箱维修工，酗酒，很早就过世了，母亲从未提起过他。独自养大了三个女儿的外婆，重回学校念书，成了一名护士。据说，外婆**次见到比我母亲矮一英寸的父亲时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所有的高个子男人都死在战场上了。” 母亲什么活动都参加。她不喜欢帆船运动，但大多数周末都在我父亲心爱的小帆船上到处晃，那是我们家境稍微好转后买下的。她不喜欢露营，但还是毫无怨言地去了。她甚至不喜欢夏威夷，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对她而言，火奴鲁鲁的闭塞令人窒息。在洛杉矶长大，曾住在纽约的她显然难以忍受夏威夷的报纸。母亲的社交能力很强，一点也不自命不凡，在夏威夷却没交到几个朋友。父亲从来不在乎结交朋友，业余时间宁愿与家人呆在一起，母亲却怀念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圈，大部分是在娱乐圈认识的，当然还有她的童年挚友。 她在我们面前将这一切藏起，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一个保守孤立的岛屿城市的生活。她喜欢水，这很幸运（对于她苍白的爱尔兰皮肤而言就不怎么幸运了），母亲会在我们前往海边的小路尽头那片湿润的沙滩上铺上毛巾，带上浮潜面罩和网领着弟弟妹妹到潟湖玩。她让我的妹妹科琳在威基基的一个教堂进行了领**次圣餐的练习，如果可能的话，她甚至会抱着三岁的迈克尔，和我父亲一起跳上飞机到附近的小岛，并在她醒来后匆忙地为其他孩子找保姆。我认为母亲在外岛找到了一个她更喜欢的夏威夷，那儿不像火奴鲁鲁有装模作样的中产阶级和乡村俱乐部那种种族主义者。母亲在外岛短途旅行期间拍的快照看起来都像个陌生人： 不是我妈妈，而是一个穿着蓝绿色无袖洋装、沉着时尚的女士，她独自一人，在不远的地方思考——现在想看，活脱脱一个琼·狄迪恩，提着凉鞋赤脚走过海边的松林。我后来才知道，狄迪恩是她*喜欢的作家。 我很庆幸自己不用当园丁了，可惜的是，却又当起了保姆。我的父母对我在凯慕奇中学刚刚起步的帮派活动一无所知，认定我是“负责任先生”，自从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诞生，这角色就跟定了我。我和我的弟妹之间的年龄差距颇大，凯文小我四岁多，迈克尔则差我十岁，我能确保他们不溺水、不触电、好好吃饭和喝水，并为他们换上干净的尿布。但要在傍晚和周末正儿八经地当保姆对我来说是另一回事，而且是个可怕的负担，特别是在有浪可冲、有机会对市公交车扔青芒果、凯慕奇有女生无成人陪伴的派对时。我把气出在可怜的凯文和科琳身上，酸溜溜地对他们念叨他们出生前的美好时光。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只有妈妈、爸爸和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每天晚上都去海盗旗餐厅吃芝士汉堡和巧克力麦芽奶昔，没有哭哭啼啼的婴孩。唉，时光一去不返。 某个阳光热辣的周六，我想利用科琳甩掉保姆工作。照安排，她第二天得去教堂领**次圣餐。周六是大仪式的彩排日。父母都不在家，大概又去切斯特·刘办的某个聚会了。科琳从头到脚都是白蕾丝的礼服和饰物，当天她要在教堂进行**次告解，虽然很难想象，一个七岁的女孩究竟有什么大罪要忏悔？无论如何，周六的排练是不能缺席的，那个时代的罗马天主教非常严格，如果错过了排练，就不准领**次圣餐。罪人，明年再来吧，愿上帝在此期间拯救你的灵魂。我是在教堂冷冰冰的氛围里长大的，很清楚那些修女的严厉程度。因此，排练那天，当我故意错过每小时一班去威基基的公交车时，我清楚地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然而，我骨子里依然是个“负责任先生”，所以我开始紧张，我把我穿着引人注目的小妹妹领到钻石头路的中央，拦下了**辆去威基基方向的车，准时把她送到了教堂。 冲浪深深地融入了夏威夷的机理之中 我开始认识火奴鲁鲁的方位。从悬崖的等浪区，你可以看到欧胡岛的整个南岸，从西边的怀尔奈山脉 （Waianae Mountains）开始，越过火奴鲁鲁和珍珠港，到科科头，后者像是东边的一个略逊色一点的钻石头，从水面上看有点像烤干的火山口。城市分布在海岸线与库劳山脉（Koolau Range）间的平原上，耀眼翻腾的雷雨云和薄雾经常笼罩着陡峭的绿色山头。山里飘来的雨云浇灌了城市，尽管大部分的雨云在抵达海岸前就寿终正寝了，彩虹挂满空中。山脉外是迎风面，那儿的某处是传说中的北岸。 火奴鲁鲁不说东西南北，而用当地的地标来指示方向的，比如说，去茂卡（mauka，就是去山区）、玛凯（makai，就是去海边）、伊娃（ewa，就是去伊娃海滩，要过了机场和珍珠港）或钻石头。（我们这些住在钻石头的另一边的人则会说科科头，对面的人反过来叫。）这样风景如画的描述方向可不是当地俚语，也不是装腔作势，官方地图和街道路牌上全都是这样。这些带给我全新的强烈感受，让我觉得它们也是一个更加统一的世界中的重要部分，尽管桀骜不驯，但这个在太平洋中部孤立的世界比我以前知道的任何一个世界都更具有连贯性。我想念我在洛杉矶的朋友。但南加州的广阔无边实在平淡无味，因此我不再以加州为基准来衡量其他事物。“酷孩”中有个叫史蒂夫的男孩，总是不停地抱怨欧胡岛只是块大石头，像恶魔岛（Alcatraz），他急切地想离开这块大石头，逃到他*爱的The Kinks乐队所在的英国。总之，任何“大陆”，只要不是夏威夷，他都能接受，而我则不介意在这里待上一辈子。 在欧洲人没来之前的老夏威夷，冲浪具有宗教意义。在祈祷和献祭之后，工匠师傅们会用神圣的夏威夷相思木或刺桐制作冲浪板，祭师为波涛送上祝福，用藤蔓鞭打水面以激起涌浪，有些浪点旁的海滩还有神殿供人在那里祈祷有浪。尽管冲浪与信仰有关，却显然没有阻止喧嚣激烈的竞争，甚至大规模的赌博。根据历史学家彼得·韦斯特维克（Peter Westwick）和彼得·纽舍（Peter Neushul）的研究，“毛伊岛与欧胡岛的冠军对决，*高赌注为4000头猪和16艘打仗用的独木舟”。无论男女老幼、皇室还是平民，每个人都冲浪。浪好的时候，“人人都无心工作只想去运动”，19世纪的夏威夷学者克佩利欧·克阿欧卡兰尼（Kepelino Keauokalani）写道，“整天除了冲浪，什么都不做，很多人凌晨4点钟就开始冲浪了。”老夏威夷人太爱冲浪了，为之疯狂。他们也有大把的休闲时间。岛上物产丰富，岛民善于捕鱼、种植、打猎，还建造了复杂的鱼塘系统，并管理得很好。冬季的收获节庆持续三个月之久，那段期间冲浪活动热火朝天，工作是被正式禁止的。 1820年，加尔文派传教士开始抵达夏威夷，他们不认同岛民的生活方式。带领**批传教士而来的海拉姆·宾厄姆还未上岸就发现自己被一大群冲浪者包围了，他写道：“这群喋喋不休、几乎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头和脚与大部分晒得黝黑的皮肤都是裸露的，其贫穷、退化和野蛮的行径，令人震惊。我们中的一些人涌出了泪水，转头离去不忍再看。”27年后，宾汉写道：“随着文明的进步，冲浪板的衰落和难以为继，可能是因为谦逊、勤劳和宗教的增进。”冲浪运动衰落的事他没说错。夏威夷文化遭到破坏，原住民被欧洲疾病夺去了生命；1778年至1893年间，夏威夷人口从估计的80万人减少到4万人，到19世纪末，冲浪已经消失殆尽了。不过，韦斯特维克和纽舍认为，夏威夷冲浪运动的遭遇与其说是因为热血的传教事业，不如说是因为极端的人口崩溃、剥夺，以及一系列开采业（伐檀香木、捕鲸、制糖）迫使幸存的岛民进入现金经济并被剥夺了空闲时间。 现代冲浪运动就是从这段可怕的历史中传承下来的，这要归功于少数夏威夷人，特别是卡哈纳莫库公爵（Duke Kahanamoku），是他保住了古老的冲浪习俗。卡哈纳莫库在1912年奥运会上赢得了游泳金牌，成为国际名人，并开始巡回世界各地举办冲浪展览。在可以乘风破浪的海岸，在人们有时间逐浪的海岸，冲浪运动渐渐流行开来。战后，南加州成为新兴的冲浪业之都，主要是因为当地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制作冲浪板的新型轻质材料，且提供了大量像我一样有时间也愿意学冲浪的一代大孩子。地方当局其实并不鼓励冲浪，认为冲浪者都是逃学的孩子或者故意搞破坏者，某些海滩小镇还明令禁止冲浪。但“冲浪浪人”（surf bum）这个词，和滑雪浪人、帆船浪人、攀岩浪人一样从未过时，自然有其原因。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Fast Times at Ridgemont High）中的杰夫·斯皮科利，就是西恩·潘饰演的那个整日嗑药浑浑噩噩的冲浪者，时至今日依然理直气壮地在世界各地的冲浪地点混。不过，夏威夷不一样，至少对我而言不一样，冲浪不是亚文化，不是舶来品，也没有反主流的意涵，尽管冲浪活动的延续代表了与海拉姆·宾厄姆的加尔文价值观的持久对抗。冲浪深深地融入了夏威夷这个地方的机理之中。 （书摘有删节，完整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