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自述

　　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喜欢弄笔墨，算到现在，可以说以文字与世人相见，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写过了多少东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坏的，我自己说不出，当然也更没有第二个人能于说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写述，或由于一时意兴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着要卖几个钱，此外更没有什么目的。所以，到文章写成，寄给了出版人，就算事已办完。到出版之后，我自己从没有做过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们借去看了不归还，也就算了；小孩们拿去裁成一块块的折猢狲，折小狗，也就算了；堆夹在废报纸一起，积久霉烂，整捆儿拿去换了取灯，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应有之美德，无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这上面总是没有劲儿，总是太随便，太“马虎”：这大概是一种病罢？可是没有方法可以医治的。　　我的第二种病是健忘：非但是读了别人的书“过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过了三年五年之后，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怀疑：这是我说过的话么？或者是有什么书里选用了我的什么一篇，我若只看见目录，往往就记不起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的，更记不起在这一篇里说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时代做的东西，有几篇玄同替我记得烂熟，至今还能在茶余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诵，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至多亦不过“似曾相识”而已！　　因为有这“随做随弃”“随做随忘”两种毛病，所以印文集这一件事，我从前并没有考量过。近五年中，常有爱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问：“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为什么还不动手？”虽然问的人很多，我可还是懒着去做：这种的懒只是纯粹的懒，是没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为他们的问，却引动了我的反问。我说：“你们要我印集子，难道我的文章好么？配么？好处在那里呢？”这一个问题所得到的答语种种不同。有人说：“文章做得流利极了。”有人说：“岂特流利而已。”（但流利之外还有什么，他却没有说出。）有人说：“你是个滑稽文学家。”有人说：“你能驾驭得住语言文字，你要怎么说，笔头儿就跟着你怎么走。”有人说：“你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无论什么东西，经你一说，就头头是道，引人入胜，叫人看动了头不肯放手。”有人说：“你是个聪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总叫人神清气爽；决不是粘粘腻腻的东西，叫人吃不得，呕不得。”有人说……别说了！再往下说，那就是信口开河，不如到庙会上卖狗皮膏药去！　　虽承爱我的朋友们这样鼓励我，其结果却促动了我的严刻的反省。说我的文章流利，难道就不是浮滑么？说我滑稽，难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样胡闹么？说我聪明，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功力么？说我驾驭得住语言文字，说我举重若轻，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学问，没有见解，而只能以笔墨取胜么？这样一想，我立时感觉到我自己的空虚。这是老老实实的话，并不是客气话。一个人是值不得自己的严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虽然未必就等于零，总也是离零不远。正如近数年来，我稍稍买了一点书，自己以为中间总有几部好书，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有几部好书。不料，*近北平图书馆开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要我拿些东西去凑凑热闹，我仔细一检查，简直拿不出什么好书，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无长物”。做人，做学问，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样。若然蒙着头向着夸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尝不可以。若然丝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坏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实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结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过一粒米大。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叫人丧气，从而连这一粒米大的东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却是相反：我以为要是一个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东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