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新公共性”建构研究

　　正如上文所述，X村新生的社区“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与X村的村两委和村民小组所构成的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对比同样也是不均衡的。X村所属的基层自治组织，有可能会凭借其行政权威而对新生的“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进行干预和控制。基层自治组织可以凭借基层政府赋予的行政化权力，使新生的“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被基层自治组织所控制，并根据其治理意愿，对核心组进行管理和工具性的使用。如此一来，核心组就会面临空壳化、外形化的危机，并有可能成为基层自治组织的附庸和工具而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就会被行政化。这里的“行政化”的含义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化有所不同。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化，是在基层政府的委托代理过程中而被行政权力所直接行政化的。而社区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则是间接性的，即被行政化的村委与村民小组同化和控制所造成的次级行政化。因此，X村社区的新生的“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就在理论上面临着行政化之风险。　　而事实上，在核心组的运作过程之中，由于关键人员的组织重叠以及特定的组织机制和动员过程，以及决策机制，“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与基层自治组织总是处于一个可能的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这个互相渗透的过程，使得核心组的被行政化在事实上存在了组织机制上的可能性。　　X村成立的社区自治组织并未得到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在制度上的授权和认可，因而是纯粹自发的农村社区组织。所以尽管村民已经开始通过社区自治组织处理X村小组大部分的公共事务，但社区自治组织并不能等同于村民小组。社区自治组织与村民小组的交集在于村民小组长兼任了社区自治组织的理事长。这使得社区自治组织和村民小组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一方面，作为“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的理事长YZJ同时也是村民组长，因而在社区组织的公共决策中，村民组长不可避免地会从组长的身份出发代表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意志参与其中。比如在一些维权行动方面的决策过程中，村民组长有几次受到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授意而不得不投反对票。另一方面，由于社区组织的存在，从前由村民组长单独决定或直接执行村委意志的事务，或多或少地要经由社区组织的理事会的讨论和表决才能决定和执行。比如村委授意村民组长YZJ在X村组建农业合作社，原本村民组长决定虚设一个合作社，而村民在得知这一政策后要求通过“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商议组建一个实质性的合作社。由此，代表“共”的社区组织和“公”的村民小组开始相互渗透。在这个互相渗透的过程中，由于基层自治组织所具有的强势地位，以及与社区组织间不均衡的权力关系，基层自治组织如果有意愿对社区组织加以干预、控制或者同化，那么新生的“公共事务服务核心组”将很可能面临被行政化的风险。因为，基层自治组织自身已经被基层政府所行政化，作为基层政府的行政末梢的基层自治组织对社区组织的同化，必然导致新生社区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趋势。作为长期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非政府组织，T协会深知社会组织保持自身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艰难与重要性。因此，在社区自治组织后续的发展过程中，T协会注重对其独立自主性的保护，并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化解社区组织行政化风险的组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