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灵魂的声音

我出生后接受洗礼成为东正教徒，童年时期被灌输东正教，青年时期理解了东正教。然而十八岁从大学退学时，我已经放弃了之前灌输给我的一切宗教信仰。回顾过往，我从未有过任何很严肃的信仰，那可能只是一种被灌输时基于对师长的信任，这种信任并不牢固可靠。 记得十二岁那年，有个名叫M.弗拉基米尔的中学生，现在已经去世很久了。他跟我们度过了一个周末，讲述了他们学校的*新发现，那就是根本没有上帝，我们在这方面被灌输的一切不过是胡编乱造（是发生在1838年）的。我记得很清楚，哥哥们对这个新闻很有兴趣，也让我参与讨论。我们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理论，觉得它特别吸引人，也很可能是真实的。我还记得哥哥德米特里当时在喀山大学求学时，天性冲动地迷上了某一宗教，经常去教堂做礼拜、斋戒，过起了纯洁、道德的生活。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长辈都觉得这种行为很可笑，还给他起了“诺亚”这个绰号。记得当时喀山大学的董事穆辛·普希金邀请我们参加舞会，为了说服我那拒绝邀请的哥哥，用嘲弄的论点说连大卫都在约柜前跳舞了。 我当时赞同大人们的这些玩笑，并从中得出结论：记住教义问答手册的内容，去教堂做礼拜，但不必过于看重自己的宗教义务。我还记得自己年纪很小时就读了伏尔泰抨击宗教的书，他的讽刺风格不但没让我感到厌恶，反而把我逗乐了。我从内心逐渐远离一切宗教信仰，跟我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相同的人就在这么做，也一直在这么做。在我看来，多数情况下，这种远离是这样发生的：信教的人和非信教的人一样生活，指导他们生活的，不是被灌输的那种信仰的原则，而是与这些原则截然对立的东西；信仰对生活没有影响，对人际关系也没有影响，它远离于生活而被独立信奉；如果这二者有机会接触，信仰也只是表面现象，而非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 通过一个人的生活、行为，不可能知道他是否为真正的信仰者，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一个公开信仰东正教教义的人，与一个不信教义的人，如果他们之间有区别的话，那这一区别并非对前者有利。公开信仰东正教教义的，主要是愚钝、残酷和以自我为中心之人。在那些非信仰者当中，人们更多情况下看到的是聪慧、诚实、坦率、仁爱和善行。学生需要接受教义问答教育并被送往教堂进行礼拜；成人需要出具接受圣餐的证明。然而，属于我们这一群体的人，既不上学也不受制于约束公职人员的规章制度，可能多年也没被人提醒自己生活在基督徒中间，并自认为和东正教徒一样。现在如此，以前更是如此。 因此，现在跟以前一样，早期的宗教教育，仅仅依靠信任和权威来维持教学，却在后来对立的生活知识和实践经验影响下逐渐失去影响力。人们多年来常常相信自己的早期信仰依然如故，而实际上早已荡然无存。 有一位S先生，头脑聪明，为人坦诚，曾经对我讲述了他停止信仰宗教的过程。 26年前，他是某一狩猎队的成员。在躺下休息前，他按照童年的习惯，跪下来祈祷。在同一狩猎队的哥哥，正躺在麦草上注视着他。 S祈祷之后正要躺下，哥哥问他：“唉，你还有这个习惯？”他们没再说什么，但从那天起，S不再祈祷，也不去教堂了。这三十年来，S没有祈祷过一次，没有接受过圣餐，更没有走进过教堂。这不是因为他跟哥哥有着同样的信念，而是因为他哥哥的话就像一根指头，推了一下因为自身负重而即将倒塌的墙壁。这些话语向他证实，他原来以为是信仰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于是，他说的每一个字，画的每一个十字，祈祷时每一次低头，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他对自己承认这些行为本身毫无意义时，就只能将其放弃。这样，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我谈到的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是做真实的自己的人，而不是利用宗教谋取世俗利益的人。（这些人的确是彻底的非信仰者，因为如果信仰仅仅用于达到世俗的目的，这根本不是信仰。）我们这一阶层的人有着这样的处境：积极的生活中那些知识和经验，已经击碎内心那人为构筑的信仰大厦，而且他们要么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清除了压在上面的废墟，要么一直没有意识到产生的毁灭性效果。 童年时期被人灌输的信仰，在我内心逐渐消失了，就像在很多人内心消失一样。然而，我与他人情况不同。从十五岁开始阅读哲学著作起，我就意识到自己并不信仰宗教。从十六岁起，我不再祈祷，也不再参加教堂的宗教仪式或者进行斋戒。我不再接受童年时期的信仰，但模模糊糊信仰某种东西，虽然并不确知它到底是什么。以前我相信有上帝，或者准确地说，我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跟这个上帝的性质有关的任何东西，我都无法描述。我既不拒绝接受基督，也不拒绝接受其教义，但其教义的核心是什么，我也无法说明。 现在，回首那段时光，我清楚地看到，我所有的信仰，我唯一相信可以影响我生活的，除了纯粹的动物本能之外，就是“可能存在自我完美”这一想法，尽管其本身是什么，或者其结果是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在求知方面力求实现完美：生活在哪个方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