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简史 探寻西方经济崛起的深层原因

　一、基本概念　　甲　凡属一种行为，其目标在营求所欲的效用或处分此项效用之机会者 ，我们就可称之为“经济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可有经济的目标，例如艺术家的行为固可如此，即以战事而论，倘其准备及作战上有经济的目的及手段，则亦如是。但就此字之本来的意义而言，则所谓“经济者”，仅能为处分力之和平的施用，此项处分力原以经济为目标者。处分力之一个特征系自己的劳动力之处分。被驱策于鞭笞之下的奴隶只是主人的工具，为其经济手段，并非为自己而经济的。工厂中之劳动者，亦是如此，当其为自己的家计时虽为经济的，但在工厂中只是技术的劳动工具而已。和平性之特征，亦是必要而不可少的。因为，各种事实上的暴力（如掠夺、战争、革命之类），虽亦有以经济为目标者，但须受其他的法则之支配，与用和平手段之营求不同。不过，征诸历史的经验，每种经济背后，必得有强制而后可——其在今日为国家的强制，在古时则有身份阶级的强制，将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实现时，对于其计划之实行仍须用强制亦未可知。然而这种暴力，我们不能称之为“经济的事”，只是经济的经营之手段而已。又，经济的事常常与手段之稀少性相俱，且于此有其目标，这亦是重要的：要满足求效用的欲望必须将有限多的手段经营运用之。 因之，就有经济行为合理化之倾向（虽然未必恒能彻底）——如是，说到末后，可知所谓经济者，是出于自己的处分力而归于统一的行为，此行为被营求效用及效用机会所决定。于此，“经济统一体”（经济团体），当其行为出于对外多少为自成的团体时，就恒为一种自律的团体，此即是，能决定其统率人物而原以经济为目标的团体，其动作不带有偶然的性格，而系出之连续不断者。就中*重要的，是原为经济目标的这一个属性，这也就是使经济团体获得其特征之处。其他的团体即与此不同，虽亦“侵入”“经济生活”，但本身并非为经济团体。此项团体中，有的原以其他为目标，经济目标仅为附带者而已（有经济作用的团体）；有的则本身全无经济的事，但其所从事者，在使他人的经济行为遵从一般的规律，即“形式的规律化之”（秩序的团体）；或具体的侵入经济行为而“实质的统制之”（经济统制团体）。同一的团体可因其所处情形属于此项几种形态之内。　　乙　经济行为所营求者可有下列诸事项：（一）将可以处分的效用，（a）就现在与未来之间，（b）就现在各种可能的使用方法之间有计划的分配之；（二）将不能直接享用但可处分的财用有计划的造成之（此即是“生产”）；（三）在他种经济之处分力下的效用，不问其是否已可享用，设法取得对于此之处分力或共同处分力。在末后这个事例方面，倘要适合于经济的意义而出之以和平方法，则其手段在组织一经济统制团体（以有处分资格的人组织之），或用交换亦可。经济统制团体可有种种。其一为管理的团体（计划经济）。此语之意义，系指一统一的经济指导机关，亦即是，经济统一体所成的一集团，在一个干部之有计划的指导之下，而所谓有计划者，则系对于效用之获得、使用或分配而言（如世界大战时之“战时经济”的组织，即其实例）。各个个别的经营，参加了此团体后，其行为即以此干部之计划为目标而进行。其二是统制的团体。这个团体对于各个个别的行动虽无统一的指导，但仍统制各个经济团体之经济的事，使其间无相互竞争发生。对于此之*重要的方法，是消费之合理化以及获得之合理化。如渔业合作、畜牧合作、种植合作、同业组合等，均为合理化之实例，其中有关于原料者，亦有关于销售机会者，因而间接为消费之合理化——这样的例当然很多。近代的同业联盟，亦常属于此类。　　交换可分为二种：其一是偶然的交换，这是交换之*古的形态了。此即是，将剩余物偶然的拿出去交换，但生活之重心，仍在于自己所生产的物品。其二为市场交换，其趋向可见于此事实，即全部都为着交换而供给，同时亦全部都为着交换而需要。换言之，其目标在于市场机会之存在。凡市场交换支配经济之处，我们就称之为交通经济之所在。　　一切的交换，均基于人与人间之和平的斗争上，此即是，基于价格的斗争、机巧（对于交换之对方者）以及竞争（对于处在同一交换企图下之人者）上，而向一种协调进行，此种协调使参与者中之一方或数方有利，而斗争乃终结。　　交换可受形式的法的统制，如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之下，即系如此；但亦可受实质的统制（真正受统制的交换），其统制者可为同业组合、独占的企业家、君主等，其观点相互间全然不同（例如价格之调节，为人民的生活计，等等）。　　交换可分为自然交换与货币交换二者。到了货币交换时，将行为完全趋向市场机会之事，在技术上始为可能。　　丙　交换手段，系一种物体，以特殊的形态（即循环不断而且大量的）于交换的时候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大家都预见到，此物可再用于交换。交换手段与支付手段，并不是无条件一致的。因为支付手段，*先是偿付义务，即履行债务之一定的手段而已。但是各种债务，不一定都由买卖交换而发生的，如租税、纳贡、妆奁、礼品等债务，便是其例，过去经济史上所曾有过的各种支付手段，并不每种都是交换手段。例如在非洲是支付手段，但不是交换手段。在交换手段当作支付手段通行的地方，亦不是一切的交换手段，都可无限制的当作支付手段。蒙古之可汗命令其臣民使用纸币，但在租税上，纸币是不收受的。对于各种各样的报效，亦不是每种支付手段，都可作支付手段用。如奥国 曾有某种铸货，只能对于关税支付可以使用。征诸历史上，各种交换手段，亦不能对于所有的交换，都可作为交换手段而使用之。例如在非洲，用贝壳货币，不能购买到妇女，只有用牛，才能买到。　　货币是一种支付手段，在某一人群中亦为交换手段，因可按其各自价值而分割之，故形成为可以计算的支付手段。但是这种技术上的作用与货币所有的特定的外形，是没有关系的，如汉堡（Hamburg）的银行货币之准备金，实脱胎于中国之某种设施，只要有银准备便可，至于银的形态怎样，这是不须过问的。但基于此而发行的汇票，则为货币。　　没有货币使用的经济，叫作自然经济，反之，有货币使用的经济，叫作货币经济。　　自然经济，可以是一种不用何等的交换而能充足其需要之经济。例如地主所需要的可用转嫁于各个农民经济的方法以得之，或者如自足的家庭经济（Oikos），亦是如此。但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已成为很少的例外。自然经济之中，亦可具有经济的交换，但完全无有货币，此即为自然的交换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绝没有完全形成过，常常只有近于此者而已。在古代埃及有时候曾施行过与自然交换并行的货币计量经济。这就是说，在物对物的量的交换之前，先把两物用货币来计量过，然后作交换。　　货币经济，能把交换中的授受，就人与时分离之，使物的交换手段相互间之调和的问题，得以解决，因此，市场扩张即市场机会之扩张才有可能。由现在以预测将来的市场状况，使经济的行为，不致受一时的情况之束缚，此事亦须把交换授受的机会，用货币来估计后，才能办到。货币之此种机能，即，使计算可能，因而吾人有一共通的标准，可将一切的财货，都以此为准则，这是其*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要由货币，而后行为之计算的合理性（rech verische Rationalität des Handelus），才有了前提，“计算”才有可能性。计算之事一方面能使“营利经济”完全以市场机会为目标，同时对于“家计”方面，亦可使其“经济计划”（关于可处分的货币额之使用者）按照此项货币额之“限界效用”尺度以施行之。　　丁　一切经济之两个基本形态，为家计与营利，这两者常因许多中间阶段而得以互相结合，但就其纯粹的形态而言，则于概念上为对立者。所为家计，是以充足自己的需要为目标的“经济的事”，不问其为充足国家之需要、个人之需要，或消费团体之需要均可。反之，所谓营利则其目标在利得之机会，尤其在于交换的利得机会。家计的范畴，在货币经济存在时为财产及所得。当然，我们亦可提出自然所得与自然所有。但所得与财产，必须能用货币来估计后才有一种公分母。而且我们必须以交通经济（货币经济为其目标）为基础，而后能将当作统一体的财产提出来。就这种意义而言，可知所谓所得是指能用货币估计的特定的财货分量，在一定期间内得以处分之的机会，反之，财产的意义，则为有货币价值的财货所有，可供家计上之长久的使用，而且可用之以获取所得者。*后并可知所谓企业者，系为获得交换利益而把市场机会当作目标而进行的一种营利经济。在这种意义上，“企业的事”，可为偶然的企业，例如个别的一次航海，是资本主义组合化之初期中兴的形态康孟达（Commenda）契约，即系由此产生出来的；或则为继续的经营。一切的企业，其目标都向着收益之可能性。换言之，在营求为企业而用的手段之货币价值以上的利余。企业的事，进行时亦必作资本计算，即由贷借对照表作扣除清算各个的方策，亦以此而成为计算的对象，即成为交换利得机会之计算的对象。何谓资本计算？这就是把财货按其货币的估计价值，拿到企业之中，到企业终结后或一个决算期之末（把资本之*初的价值和*终的价值相比较），用货币来确定利得或损失。资本计算，成为普遍后，财货的交换与生产，即以资本计算作为目标而进行，因而亦即以市场机会作为目标而进行。　　家计和营利经营，现在已分离而成为各别的连续行为。当十四五世纪时，例如在麦第奇 （Medici）之家内，家计和营利经济的分离，还没有实现。但在今日，两者的分离已成为原则。而且家计和事业经营，不单在外形上已分离，此事在阿剌伯 国家的Veyiren方面，已是如此。在记账上，即计算上，其分离尤为严明，贷借对照表的格线上，必须有利得表现出来乃能流入各个的家计方面，这无论在个人的企图或在股份公司上都是如此的。营利经济与家计，根本上不相同，因为营利经济，不像家计那样以限界效用为目标，而是以收益可能性为目标的（收益可能性之本身，则亦倚于*后的消费者之限界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家内经济上之货币计算，结局和营利经营同样的须依市场机会，即，依于人和人间之平和的斗争。因之，货币不像其他的测定用具那样，为毫无危险的尺度，而货币价格乃成为从市场上斗争机会中产生出来的协调，资本计算上所不可缺的评价标准，于是仅能从市场上人和人的斗争中得之，所以货币经济有“形式的”合理性，与一切“自然的”经济（不论其为自己经济或交换经济）都不相同。所谓货币经济之形式的合理性，即是*大限度的“计算可能性”，对于已实现或在将来能期待的利得机会及损失机会，有完全的计算可能性。资本计算所有形式上之合理的作用，无法用他种的计算方法以代替之，而且就用将“普遍的统计”代替计算——这是社会主义方面所提出来的非常发达的自然计算——亦不能代替之。如欲将资本计算废止，则其合理之处，必须发明一种技术的手段以代之，俾货币及货币价格在使用所尽的很便利的公分母之任务，亦可由此手段以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