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先生

我所知道的辜鸿铭 辜鸿铭这个人，现在的青年，大概是很少听到过他的名字了。可是从清朝末年以至民国十七年(1928) 他在日本逝世， 他却是国际上和国内学界很有名的人物。从前有些人的笔记还提到 过， 上海租界公司“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规定，还是因为他 跟外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外国人才自惭理亏而废除了的。解放前的大学英文选读有一篇《一位哲学家》(A Philosopher)，就是一位外国文人描述他会见这位 先生的文章。我在北京大学 英文系肄业时，从民国七年（1918）到民国九年，我们 班的英诗， 都是由他担任的。 在全班同学中，他比较注意 我。他曾在班上骂学生可分 为两类， 一类是“臭虫”，一 类是“毒虫”，我和同班的罗 家伦则属于后者。我大学毕业后，一面在北大任讲师， 一面还常到椿树胡同他家里请教，和他的家人也常见面。为了减轻他的家庭负担，民国十二年（1923），我还曾请他失业的大儿子辜守庸到我所主持的砺群学院教英文。因此，在北大同学中，我和他父子比较熟，对于他的事迹也多知道一点。 辜鸿铭(1856—1928)，福建同安人，名汤生，号汉滨读易者。他是清朝第二批派出洋的留学生，先后留学英、法、德等国，精通数国语言。出国时年纪很小，还不到 20 岁。回国后曾为张之洞幕僚，曾任过清末外务部左丞。据辜守庸所说，他还曾当过海关监督。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他政治态度极为保守，推崇孔子学说，宣扬封建思想，反对新文化。 辜鸿铭由于跟随张之洞的缘故，在广东居留很久， 有十五六年。所以他虽是福建人，讲起广州话比我这个新会人还好。京师大学堂时期，他就在该校任教， 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他还是拖着长辫子， 穿着古老的长袍马褂上讲堂讲英语。直到了民国十年，英文系主任胡适才把他停聘。他在学界的建树与比他早一批出洋的严复不同， 严复致力于启发国人的思想，所以专用古文翻译《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有思想性的名著，以及与思想方法有关的《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辜鸿铭则致力于替中国社会辩护，而攻击外国人，所以他专用英文写作。他的英文散篇居多， 成本的只有《春秋大义》是出版了的，至于翻译的《四书》及自著的英文文法，则始终没有完成，也没有印行。这两部未完的著作的打字稿，辜守庸曾送我一份，抗日战争时随同我的其他书籍一起散失了。 辜鸿铭教书并不算好， 可以说漫无系统。他在堂上很少说英语，发音带点苏格兰音，t 音每每读成 d 音，这是因为他是在爱丁堡读书的缘故。我到他家里请教，他也很少用英语和我谈，谈不了几句就又改用北京话或广州话了。我见他和日本人谈话，也 是时而英文，时而日文，时而北京话，从没有自始至终纯用英 语。有一次梁敦彦去探望他，我在旁边听他们谈了半天，始终没有谁用过一个英文字， 而他们都是留英时的老同学，而且梁敦彦 还是当时的老外交家， 论理该可以大用特用英语会谈的哩！他教 人学英文，*重视背书，他尤其劝人背诵《圣经》，他认为《圣 经》是*纯粹的英文， 也是*好的英文。他自己能背诵的东西不少，《 圣 经》与 诗 歌，固 然 不用 说了，像 Carlyle，Ruskin， Matthew Arnold 三位散文大家的文章，他也能背诵许多。他对于 Ruskin 尤其喜欢，所以他的英文风格及音调， 据我看就很有点和 Ruskin 接近了。他的英文是别有风格的，虽全篇组织不很紧严， 可是逸趣横生，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例如他骂外国人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屡次用过这样的语句： “我们四万万中国人，不是为供 你们做买卖而生的。”(We four million Chinese are not born for you to trade upon. ) 外国人讥笑中国连年内战， 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他则调皮地说： “这是我们兄弟比武，等到练好把式， 就要和你们外国人干一场了。”中国的纳妾制度， 当然是封建社会的野蛮制度， 但当外国人讥讽到这点时，他就诡辩说，这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为什么呢？他解释说：“人类*崇高的道德， 不是自我牺牲吗？而女人所*珍贵的不是丈夫对自己的爱吗？可是中国的女人，不少为着丈夫的嗣续，宁愿牺牲丈夫对自己的爱而为他纳妾， 这是何等崇高的牺牲精神！这样崇高的德性是西方的女人所能梦想到的吗？”像这样的俏皮话，在他的文章里面很多，可惜不能记清他英文原文的词句了。 民国六七年间东交民巷的各国公使对当时的北京政府， 凡事多采取联合行动，组织成外交使团而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其领袖，于是朱尔典对中国人的态度，更加骄横倨傲， 目空一切。辜鸿铭对于他的傲慢十分讨厌，时常当面或在背后， 把他挖苦。在一次私人宴会上，朱尔典的太太对辜鸿铭太太说：“你的老爷时常骂我的老爷， 以后还这样我可不能答应了。”辜鸿铭被这句话激怒了， 叫人对朱尔典太太说：“你的老爷我尚且不怕，难道我会怕你？”等到朱尔典卸任回国，辜鸿铭拉一位外国朋友作陪，预先在东车站门口候着。朱尔典乘汽车到了车站， 一眼望见辜鸿铭， 就知道不妙， 匆匆忙忙和一群送行的人握握手后，就向站内 走去。辜鸿铭一面紧跟着他，一面念诵着英诗名句：“A man of high thinking smiles at that for all that and all that. ”(虽有那么一 切那么一切，一个思想高尚的人只是好笑。)把朱尔典弄得异常 尴尬，只好三步并作两步跳上火车避他。 辜鸿铭专好攻击外国人，可是英国使馆对他似乎很有敬意。 民国十三年抑或十四年，他的朋友们在他家里搭台唱戏，替他做生日，英国使馆也派侍从武官领着十多个英国士兵来祝寿， 由我 替他当招待。那班英国人也照样按照中国的仪式， 向寿幛作揖三 个，可是举手过顶，弯腰过膝，姿态煞是可笑。 对于辜鸿铭的英文，我们英文系的学生是佩服的，对于他骂 外国人的话，我们都觉得痛快， 可是对于他的保守思想、顽固脑筋，我们真不敢恭维。他对于一切新兴事物都成见很深。对于新文化运动， 他始终反对，认为这是一班留学生“用花言巧语， 哄 骗社会”(use flowery words to fool the public)。对于学生办杂志、 写文章，他也反对，认为年轻人，见解不成熟，写出文章会贻误 苍生。他在我们的班上说过， 他留英时曾和两位同学相约(其中 一位我记得是汉学家 Giles)，不到四十岁不发表文章，后来他们 三人果然都做到这点。他也常说，只有死猪、死猫、死狗才浮在 水面，金银珠宝是沉底的。又常引述张之洞的话教诫我们：“有 官气的该打，有名士气的该杀。”对于学生他只希望他们好好读 书， 国事无论怎样， 也不要多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像广东戏 里面的落难小生“上山学法”，等到学成本领，再出台时就会由 小生改换小武扮演，在大锣大鼓声中才出台了。 对于五四运动、六三运动、学生火烧赵家楼， 罢课演讲，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宣传抵制日货，他没有公开反对，可是在私人宴会中，曾表示不赞成。这事不知怎样被罗家伦知道了， 在班上提出质问， 把他气得两眼圆瞪，当场把罗家伦逐出课室外，不许他再在班上听课。 他的汉文基础，原先并不很好，出国时还没有把汉文搞通，回国后才努力自修。由于大家都知道他的汉文不行，所以他在武汉张之洞幕僚中，有一晚乘兴写出**篇文章， 自己称为得意，第二天给梁敦彦看，梁为之大吃一惊，对他说：“汤生（辜鸿铭别名)）你真不是人呵！”总之他的中国学问并不深邃，人所共知，然而他却认真向往中国古代的文化，以至成为出名的守旧顽固分子，这确是难于理解的事。他守旧到连极普通的新名词也不肯用，甚至“对于”“关于”等词，他在讲北京话或广州话时，我也没有听见他用过。对于许多翻译过来的名词，他都认为不妥。例如“physics”他就认为不应译作“物理”或“格致”（中国*初把物理叫作格致）， 而应译作“阴阳”。“chemistry”也不应译作“化学”，而应译作“五行”，因为它是讲“相生相克”的。军队上和学校里所用“立正”一词，他也认为不妥。他说这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从东洋文直搬过来的，并不正确，因为英文“attention”并没有站立的意思。他主张“立正”应改为“听令”，这不特在意义上比较正确，而且在发音上也比较响亮，威武得多了。 不过，平心而论，从清朝末叶以至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甚至可以说，直到全大陆解放的头儿年，中国人不是害怕西方，就是崇拜西方，而他却居然公开藐视西方，想借区区 一管钢笔来替中国人民争面子，虽则于事实无补，而就爱国主义观点来看，似乎还有一节可取。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知大家以为如何？